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如果说;盎格鲁-诺曼人对世界文明所做的最大贡献乃是“自由政制的治术”。对于这一说法不可过于较真,但说到“自由政制的治术”,那么现代社会这种讲求规则、限权与制衡的政治制度,却确实与英国人,也就是说确实和盎格鲁-诺曼人大有关系。自然这种“自由政制的治术”也是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习惯中逐渐地生长而来的。就像一位学者所说:“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在起作用。不追溯制度的渐进发展,我们就无法理解今天所面临的抉择。”当然,这样的依赖近170年来对于我们而言基本不是路径,是些羡慕与诽谤加杂的路径。但是,无论我们怎样的装傻充逼,人类社会运动的基准原则我们是无法绕过去的,那就是;“社会需要组织,权利也会让渡,但一切必须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个体性的权利是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逻辑起点,现代政治的全部合法性基础就在于此。”

前面,我曾略略说了些中国文化中“自由政制的治术”遗存的痕迹,因此,老子此时说起的“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并非是无事可做,也不是不去作为,而是遵循依照“卜筮”的“阴阳、五行”方式,就是要求在《易经》的系统程序框架范围内的政治运转。而且关于这个“无为”,我单举孔丘的话,他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就是说禹的政治行为乃是严格遵循在《易经》上的。所以他连说两次“禹,吾无间然矣”。如果我们依照韩非之“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於此矣”论,则其行为必然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氛围呵护着的道德伦理上的必然习惯行为。上古中国文化孕育着的这个习惯的道德行为,即如庄子在《让王》篇中所坚持的;“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子州支父的意思是自己有病,没有功夫去管理天下。所以庄子总结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那么《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也就说的再是明白不过的,也即不是无为,而是遵循《乾》、《坤》有为。

如果我们暂时将《易经》之“阴阳、五行”先八卦为是一部宪法。如果说一部成功的宪法,往往是因为它体现了人们长期以来保有的习惯、秩序、信念和共同利益。那么我们看看春秋时期晏子劝谏齐景公筑高台是怎样坚持这种道德习惯的,他说;“古者之为宫室也,足以便生,不以为奢侈也。故节于身,谓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旋室玉门。殷之衰也,其王纣作为倾宫灵台。卑狭者有罪,高大者有赏。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此齐景公就是孔丘《论语》中哪个“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若以《晏子春秋》所载齐景公之政治行为。则《论语》跟着的“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明显都是丘之徒子徒孙的摆活忽悠。晏子所说夏桀殷纣就乃是三代以上中国社会中公然违背习惯以来的道德之人,而我们看看先秦时期对于他俩人行为的总结就是桀为瓦房,纣为象箸,比不过今天我们省县一级的奢侈,比起奥运、世博、亚运,则是望尘莫及了。而这就在其时激起了天下公愤,也就是商汤与周武声讨的一个原因,自然在原则的违反上亦是如《尚书》所载;“仲虺作诰所书;“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这就是说夏桀违背传统他不遵循《易经》之道了。当然,如果我们不将“帝用不臧”之“帝”理解为《易经》,那么似乎就是后来说的是妹喜那个女人的祸害了吧。当然,这又是必须建立在儒家不解释仲虺作诰之“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之上,才是可以成立。

周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其中这样说;殷纣“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并且也是坚持在殷纣“乃夷居,不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犠牲粢盛,既于凶盗”之上的道理,而且亦是因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如果我们再回头去看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记载的“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个“威侮五行”之“五行”即是“阴阳、五行”,“怠弃三正”之“三正”就是“乾坤震”,也即是代表“天、地、人”的三才观,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概念。那么仅从夏朝算起说,那么到达周武王时候,这个历史过程有多少年呢?是漫长也。但是,从《尚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就都是对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之道德习惯的维护与遵循继续。并且,对于这种道德习惯的遵循行为,在中国文化中就称呼是“无为”。也就是老子强调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的原由。若是以此,则《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之“无常奉、无常位”,并且是“自古以然”,又是何等的概念及价值意义呢?其形成的深刻道德伦理因素是什么呢?曾经有人为我们说说吗?没有也。难道这不是我们祖先的生活吗?不是我们的历史吗?

如果我们以中国文化这种;“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论,那么你孟子说出;“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你遵循的又是那家的道德呢?

其实,稍微细心往上追溯一下,明显你们这些儒化本身行为就是反中国文化的,是对于自己祖先传统习惯,也即是对于道德的背叛。所以儒家使得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就是我们的障碍之处。如何改变观念去突破这奶油般腻歪的局限,这是我们要着力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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