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写博文了。今天本想在微信上评论一下最近发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孙家洲教授将自己的硕士研究生郝相赫逐出门墙一事,但谈起来感觉内容比较多,微信上似乎说不清楚。所以,干脆动手写一篇博文吧。

事情起于2015年9月19日,孙家洲教授发表“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其原由,是因为郝生在自己的微信圈里发表评论,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阎步克教授和人民大学历史系的韩树峰教授为“庸才”,更有甚者,称阎步克教授为“这个垃圾”,称北大历史系为“垃圾系”,而从北大历史系来的老师为“垃圾老师”。孙教授看到这些“无端嘲讽”之后,“极为震怒”,更思及日前曾写信提醒过郝生注意在微信圈的言辞,不要攻击他人,如今郝却更作出违背“学界的规矩与尊严”的事,所以宣布断绝与郝的师生关系。20日,孙教授的公开信经“点墨轩艺术空间”微信公号发布之后,一时引起学界关注议论,各种观点和看法也纷至沓来。

有人认为,孙教授此举太过严厉。他或许应该通过正式程序,经学院等组织来解除与郝的师生关系,而不是采取这种“公开信”的形式;因为这样不期然地公之于众,被媒体关注之后,会对学生造成很大的压力甚至伤害。有人认为,郝的言论虽然不当,但年轻人纵使有时说话粗率甚至轻狂,长辈要包容和引导,不必上纲上线。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不了大师,就是因为没有人敢挑战权威;而郝的言辞表明他爱阅读,有想法,所以,郝的行为应该受到保护和鼓励,甚至誉之为“狂人”。有人考察郝的学习经历,得知他毕业于某省属师范大学,质疑郝只不过是现行考研制度下的一个考研成功者,而根本不具备应有的“历史学素质”,是个类似于跑江湖的“民科生”而满嘴跑火车。等等。

以我的看法,此事件实际上暴露出当前学术圈、媒体界、网络言论、社会心态等多个层面的问题。诚实讨论问题的前提,应当紧扣问题本身来就事论事条分缕析,而不是借问题的某一点作无限的发挥,然后把自己想说的话加进去。以上所列举的观点,其中一些我认为是在自说自话,要强调的就高高举起,想回避的就轻轻放下,未必是平正之论。为了尽可能说清楚我的观点,下面分几个方面来谈。

我的基本看法是:就事情的性质而言,郝的言论是完全不可容忍、无法接受的。因此,孙教授将他革出门墙,我认为完全可以成立。

回到事情本身上来。9月19日,郝在微信圈中评论阎步克教授、韩树峰教授是“庸才”,阎是“垃圾”,北大历史系是“垃圾系”,这本身是非常严重的指责。说起来,北大历史系是我的母系。二十年前,我进入北大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当时我的方向是欧美近现代史,师从许平老师。我没有上过阎老师的课,印象中甚至没有见过阎老师一面。但阎老师当时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我们同学之间提到他时都肃然起敬。如今,他是北大历史系的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江学者,早已是国内学界的顶尖一流的教授。虽然我学力肤浅,无所成就,不治中国历史更不太了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专门知识,没有资格评价阎老师;但至少我毕竟是历史学出身,书也还算读过几本。阎老师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乐师与史官”十几年前我就读过,尤其对“史稿”叹服不已,认为资料浩瀚,持论精严,识见高深。实话说,当时就有觉得再努力几十年都未必能赶上阎老师之感。这样一位成就卓越、著作等身的学者,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肯定。阎先生担任北大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席,被聘任为长江学者,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他的学术地位,而他的学术地位与他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贡献应该也是相当的。在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每个个体都有受到尊重的需要。在公开场合,对他人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表现提出批评和质疑,即使是同行之间,逾越了必要的界限,都是冒昧和失礼的。说句不太妥帖的话,纵算是阎先生的座师田余庆老先生,如果对阎先生当面或背后作一个“庸才”的评价,恐怕对阎先生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重。而对这样一位饱学宿尊的大学者,郝一个刚迈过本科进入硕士之门的后生,仅仅随便翻了一两本书,就竟然敢大放厥词,指责其为“庸才”,甚至谩骂其为“垃圾”,连带谩骂整个北大历史系为“垃圾系”,实在也是太过唐突天下、侮辱斯文了。往深处说,这是对基本的社会秩序的不以为然和缺乏敬意,其狂妄悖谬、荒唐绝伦,让孙教授“极为震怒”,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正常不过的反应。

然而,郝最初似乎对此茫然未觉,甚至试图狡辩。他在21号对孙家洲教授的“破门令”所作的一个叫“情况说明”的回应中,说“我作为读者,读了公开出版的著作,当然是有评论的权利的。我这评论只涉及作者的学识能力,没有人格攻击”。这完全就是在公然抵赖和撒谎。“垃圾”二字,如果从字面本身的意思来说,是指毫无用途、不再需要的物质,其内涵的基本义是“一无是处”,引申义为“令人厌恶”。在汉语世界里,指责一个人为“垃圾”,等于说这个人实在是败坏可恶到了极点,其才能与人品,特别是后者,让人厌恶弃绝。郝对阎教授和北大历史系用这样的词汇,而竟然敢说其评论只“涉及作者的学识能力,没有人格攻击”,这难道不是公然抵赖狡辩吗?作出这样的评断,郝的依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什么都没有。这就实在可以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公然放肆的“无端”的言语侮辱和谩骂。孙教授在“公开信”中的措辞将之形容为是“无端嘲讽”,其实还是把话说得委婉而已。

师道尊严,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一向是非常强调的。《礼记•学记》里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所谓“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的“严”并不是指“严格”,而是指“崇敬”。整句意思是说:学问之道,最难做到的是崇敬老师。老师受到崇敬,然后知识、义理才受到尊重;知识、义理受到尊重,然后人民才知道严肃对待学习。这里的“严”、“尊”、“敬”三者可以互训。《荀子•致士》里说:“师术有四,而博学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荀子所说的“尊严而惮”,“尊”与“惮”也可以互通,由“尊”而“惮”。如果我们仔细检视其理论逻辑,尊师之于重道,确实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一门学问,都不是随便可以掌握的。老师作为先行者和教诲者,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学问(道)的化身。心里轻视老师,也就很难对学问有敬畏之心,自然也就不可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用心了。另一方面,所谓“师严然后道尊”并不是指学生应该盲从或者刻板地附和老师,“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老师和学生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师生是一个求道、学道、体道的共同体,他们之间有一种温情的互爱互敬关系,只不过对于学生的态度尤为强调罢了。这本来是一个好的传统,可是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往往过分和片面地鼓吹人格的平等与个体的独立,尤其“新文化运动”过分夸大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全面批判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以至于这个社会的潜意识里认为一切规矩都是套子,都是对人的束缚,而本能地对之不以为然。什么师道尊严早就被很多人抛在脑后,乃至于在社会生活中有时基本的礼貌和教养都被认为完全是不必要的虚文。戾气弥漫,某些人甚至认为粗俗就是力量,脏话就是个性,暴力就是勇气。就像这次郝的言论,毫无疑问地是对阎老师、韩教授、北大历史系的公然不敬和侮辱,这本身也暴露出郝本人的极度肤浅和狂妄,而我们看到的一些评论,竟然认为这种言论只是学生的“个性”,可以包容原谅;或者,这本身体现了学生敢于挑战权威,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到底什么是“个性”,郝的想法表现在哪里,他的言论内容是真正的观点商榷吗?材料在哪,逻辑在哪,结论在哪?难道郝的“想法”和“勇气”就表现于他敢于声称阎步克教授是“庸才”和“垃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权威”?如果这样的“挑战权威”也可以被鼓励或者容忍,那么,也就无怪乎当今的网络平台上到处是一片喝骂打杀之声了。当“逼格”、“屌丝”这样的词汇都成了网络上随处常见的字眼,当所有人都可以把他人的人格,甚至学生都可以把老师的职业尊严和人格尊严当狗屎一样践踏而迎来一片喝彩声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恐怕真的是有病了。而所谓“大师”竟然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出来,也真是咄咄怪事。

曾几何时,我们要打倒一切反动学术权威,砸烂公检法,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够“挑战权威”了吧?结果如何?依我看,当一个人可以不计较怎么说话,他接下来就不会在意怎么做事;当一个人视他人的人格为无物,接下来就会视他人的生命为无物;当一个人可以纵容言语暴力,接下来就会对肉体暴力无动于衷。这样的“挑战权威”,其实是社会无序的表征,是个体内在的无聊卑劣在一个价值混乱的世界里横冲直撞张牙舞爪。它表面上宣称自己代表着某种“正义”来建树,其实,它本身就是邪恶的垃圾,而且也是真正的垃圾制造者。

当然,在这些宣称要“宽容”、“鼓励”的说法中,对于郝的言论也进行了某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我觉得,力道远远不够。这就是我说的“想回避的就轻轻放下”之处。他们所强调而高高举起之处,在于指出中国乃是一个熟人社会,学术圈里的乡愿现象很严重,一团和气;权威意识相当发达,尊长不发话,晚辈不得越雷池一步,所以思想不自由,观点无创新;某些院校和领域甚至山头林立,处处是江湖。正是基于这些,所以他们试图肯定郝的行为的积极面,毕竟似乎他敢于直言无忌。我当然也注意到这些观点所指出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两者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学术批评和学术讨论是绝对必要的,对于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圈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是有前提的,至少,讨论者在人格上要彼此尊重,在技术上要双方都达到准入的门槛。反之,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江湖骗子宣称自己能治疗好癌症,然后指斥一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科学家是“庸才、“垃圾”,这是应该鼓励的吗,这样会有助于科学发展吗?我们的文化,有时喜欢制造些“高手在民间”的神话,甚至各种“神医”“大师”满天飞。殊不知,生活的经验可能是人人都有的,但在严谨的科学和学术面前,并没有什么神话可言。不管什么人,只有经过严格、系统、艰苦的训练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学术殿堂之门。而一个真正经历了合格的学术训练的人,也就必然会变得严谨和具备必须的谦逊。就此而言,或许中国高校的学术生态还远不能让人乐观,学术水平还远不能让人满意,学生的学术训练离正常标准也还有相当距离。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郝相赫现象出现,表现为根本连学术的门都没摸到,也不讨论任何具体问题,就敢不可一世,骂翻一切。而如果我们鼓励这种现象,以为这是正常的学术交锋而加以肯定,实际上我们也就与郝无异,都在以口水当本事,以不逊为勇,以攻讦为直。通过肯定错误的手段来促成正确的目的,结果往往会被过程绑架。

郝在“情况说明”中,虽然表示了“向孙家洲老师、韩树峰老师致以十分诚挚的歉意。我也承认对阎步克教授的私人评论是错误的,应予收回。”但他对自己的言辞的定位一直是“对某学者的不佩服”,这未免太轻描淡写了。无端指责一个久已成名的前辈学者是“庸才”、“垃圾”,这岂是“不佩服”三个字足以形容的?他的整个“情况说明”,都在强调自己的评论是发在他的“微信朋友圈”,所以是私人空间,因此对孙家洲教授的将它公之于众颇有微词,并且说“拜公开信所赐,我的名誉受到很大伤害”。而对于其言论的影响,他却说“我在朋友圈里表达我对某学者的不佩服,只是私人朋友聊聊,对学界是毫无影响,对前辈教授的地位名誉是毫无撼动的。”我不知道假如阎步克教授看到他这一说,心里是何感受。郝自己的名誉“受到很大伤害”,而对阎步克教授的地位却是“毫无撼动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知道郝同学是否敢于直面这句话。很多人,根本没把别人看到眼里而伤害甚至侮辱别人,后来情势所迫,不得已服软时,却说:“你很强悍,我这点伤害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这到底是得了便宜又卖乖,还是真心道歉?阎步克教授尽管学术造诣卓越,广受尊重,但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他的尊严和他的人格,他也会受到伤害。我很难相信他能对此事无动于衷,尽管指斥和谩骂出自于一个确实几乎毫无学术影响力的学生。因为越是知识分子和智识阶层,越是对文字敏感。而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对阎教授的伤害,在语言暴力的环境里,其实等同于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不能觉得这反正不关我事,是别人在承受这一切。倘若真的如此,这样的事也许还会周而复始地发生,下一次说不定就轮到你我,轮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以我的解读来看,郝几乎毫无诚意,迹尽狡辩,是显而易见的。但很多人的观点却抛开对郝的态度的分析,似乎觉得这对阎教授来说真的不算什么。然后顺着郝的思路立论,说孙教授的处理不尽妥当,不应当把私人空间的问题公开化。个人觉得这对于阎教授来说是缺乏温情的,也忽略了问题的严重性。阎步克教授虽然只是一个个体,但他也是不可为任何宏大问题所牺牲的神圣的个体!如果某个个体受到的伤害可以无视,任何个体受到的摧残也可以忽略不计。

我国目前好像还缺少明确的关于互联网言论的规范或者法律,所以,有些范围很难界定到底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领域。就这一点而言,我稍微有点体谅郝同学。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背后吐槽过自己的老师长辈,也曾不知天高地厚不能设身处地地批评过他人,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但那时没有互联网,更没有微信圈,三五几个朋友私下聊天时发顿牢骚,过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谁也不在乎,说也不记得。但无论怎样,我不会这样去评价自己的老师和前辈学者。对一个人的观点可以质疑甚至批评,可以就事论事,但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十分的必要,绝不能去指责别人的人品和质疑别人的德性而伤及他人的内心,这是我一直秉持的讨论和沟通的基本原则,也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但现在的时代不同了,社交媒体极其发达,所以人们非常依赖网络,有什么想法和行动都难免会在上面展示和交流。正因为如此,我基本上不太认同郝的“私人朋友圈”的说法。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使用微信,几亿人都在使用微信。你用“私人朋友圈”来为自己脱责,但不要忘记,“私人朋友”背后还有个“圈”。圈是一个套一个的。不只是你的朋友,而是所有的人共同组成了这个“圈”。虽然不知道郝的朋友圈一共有多少联系人,但三人成众,就算只有十几人或几十人,也是一个带有公共性的自媒体。稍微有人传播一下,信息就会扩散。更何况自己是历史系的研究生,微信圈的好友必然有不少都是历史系的,而阎步克教授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如此过分的言辞对他进行评价甚至是谩骂,只要有三五个人转发出去,几乎百分之百会变成一个引人关注的事件。就算孙家洲教授不在郝的微信圈里因此不能直接看到,恐怕这件事也会很快反馈到他那里,自然也可能反馈到阎步克教授的学生、同事、甚至他本人那里。所以说,这件事本身不能听凭郝归结于他所反复强调的“私人朋友圈”,而只能怪他自己太不慎重,根子或许又在他目中无人,放言狂论惯了。如果以我自己来说,我目前的微信联系人接近800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以及同事。虽然我不会每天刷屏,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别人发布些什么,也没有那么多要发布的消息,但我对自己要说的内容,怎么措辞,每次都要仔细斟酌考虑。这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基本的谨慎。郝同学虽然说起来只是个研一的学生,但是,他已经在学校里待了十好几年,应该早已成年,基本的规范应该懂,事情的轻重总应该有个掂量。自己平时不注意,当受到严厉的谴责甚至被老师逐出门墙的惩罚之后,再来用所谓“私人空间”为自己辩解,显得既不诚实,也不明智。“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事已至此,老实地忏悔和真诚地道歉或许是唯一的可能获得原谅的办法,虽然并不能遮盖这一行为本身的恶劣。君子坦荡荡,错了就承担。

正因为这件事起因虽然是郝同学在自己的微信圈里发布关于对阎步克教授的评价的消息,但考虑到这件事无可避免的必然引人注意的性质,我认为孙家洲教授的“公开信”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妥。这么做,既是表明自己作为学生导师的态度和立场,而且也是对郝的行为的公开谴责和唾弃。即使后来始料未及地被公号转发而引起相当关注,我认为也仍然没有什么不妥。或许,以许多中国人一贯的爱人以姑息的立场来看,家丑不可外扬,而且这样做的后果对郝同学似乎有点沉重,但从君子爱人以德的角度,公开的谴责和决绝更有必要。一个社会,在树立某项标准的时候,必须考虑它的普遍性和刚性,而不能过分迁就某一个个体。如果每件单个的事每个特殊的人都要讲情面,那就没有规则可言。就郝同学言论的性质而言,乃是绝对错误并且不可容忍的,所以我认为孙教授的公开信是一种真正的正能量!后来,9月21日,郝同学发表了“道歉信”,里面表示“最近因为我在朋友圈的极为不当的发言引起了普遍关注,给各位老师以及北大历史系、人大历史学院带来了负面影响,我感到非常的自责和深深的歉意!事情发生后,我充分地认识到妄议前辈师长实在多么的年少无知。自己一定深刻检讨、痛改前非、认真学习。恳请阎步克老师、韩树峰老师及其他被波及的老师能够宽恕我的年少轻狂。”“恳请孙老师能够继续容留我做您的学生,接受您的教导。”同时收回了“情况说明”。算是有了较明确的悔意。

这件事的后续,只能由当事人来决定。“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以我的看法,如果郝同学真的能痛改前非,向各位前辈学者当面真诚道歉,并且引以为戒,孙教授收回“断绝师生关系”的声明也是可以的、应该的。而退一万步说,就算孙教授以及人大历史系没有其他教授愿意再接纳郝同学做自己的学生,郝同学凭自己的努力,也未必就不能完成课业,写出论文,圆满毕业。毕竟,为仁由己。但是,纵算郝同学有朝一日能达成阎步克教授今天的成就,我想,他会更加为当年的轻狂之辞而痛心羞愧。言不可不慎,术不可不诚,信乎!

(贺希荣,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现居广东广州,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