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实?

我们所知的“中国”是一个晚近的发明

刘仲敬(新锐历史学者):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但由于发明的想象和真实相不同的缘故,所以今天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投影。这个投影中包括一部分真实,也包括一部分想象,它们构成等和体,自己有了一定的生命力。这是我们看到所谓的文化认知,还有必须认知和不知之间。

我之所以说依靠史料的历史靠不住的,是因为你所依靠的史料必须在一个特定体系中加以排列组合才显现出来一点,而排列和应用史料的方法事先已经决定了它的依据。如果你肯跳出来,重新设计一个体系,原有的史料马上就显出完全不同的一面。一般的人不会考虑这些,因为终生都不会超出他所掌握的小碎片史料的范围。就像专门制作瓦片的人不会考虑建筑结构一样,但实际上他的瓦片和别人的砖石在不同的建筑师手里会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绝对真实的面貌,其实真实的面貌不可控。历史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重构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制造历史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其中最微妙的东西,从佛经和量子力学原理来看,观察者本身影响到观察的对象。由于你的观察存在,使原来不确定的、存在着多个可能性的系统发生坍塌,而溃塌以后的系统将会退到事先未预料到的一个比较固定的状态。每一次接近历史节点时,认识历史的方式本身就可以决定历史本身。因此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反复循环中会形成类似科斯塔斯环的巨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节点逐步取消了。

梁启超总结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回顾华夏或者所谓中国存在的过程,必须上溯到人类文明产生的真正历史。汉语世界大多数人,不仅包括大陆,也包括南洋60年代以后重新确定普通话教育,用中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些人,他们的体系基本上是一个“累层”造成的结果。累层造成的结果最深一层的是晚清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形成的体系,创造了我们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它的基本背景是在当时强势西方基本已经征服世界的情况下,把中国放在印度、波兰、犹太或者其他古老文明之中,然后教育晚清刚刚接触新教的信徒们,告诉他们波兰、印度、犹太这些古老民族都已经灭亡,唯有大清没有灭亡。大清的原有地位跟印度比较相近,因为唯有我没有灭亡,所以我们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只有我们才能跟近代西方平起平坐。本着这一精神产生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这个说法在新学改革不到十年,由梁启超加以总结,于是产生了后来“中国”“新中国”这一系列概念研发体系。这套概念研发体系之上,然后才又产生“建设新中国”“不同类型的新中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诸如此类叙事的体系,反帝教育还有中国和帝国主义、中国和思想体系的种种说法。即便说法有很多细节上的差别,比如现在有人讨论抗战狼牙山五壮士这些东西,其实全部在这一个体系之内。如果打碎或者超越了原有的这个本身寿命还不到110年的体系,问题本身就失去了意义。

“四大文明古国”的体系抹杀了已知的事实

现在回到人类文明开始,为什么要破除“四大文明古国”这个体系?一方面跟“非洲中心论”差不多,为了挽救当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明确地歪曲事实。历史解释有层次性,所有事实可以做不同解释,而且完全可以有意义完全相反的解释。但解释归解释,不能抹杀或者推翻已知的事实。而“非洲中心论”或“四大文明古国”的学说都是严重破坏了已知而无法推翻的考古学和探测学的知识。从现在发掘的材料基本上可以看出,没有“非洲中心论”或“四大文明古国”,多元文化一律平等。

文明明显有等差性,从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东亚地区在蔓延过程中明显落在后方,这个落后性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改变。最早的文明产生在现在的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西部,随后蔓延到两河流域、埃及,接下来是印度和希腊,最后才进入到中国、非洲和美洲。论时间来说,中国明显比印度要晚,而印度河流域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在这个基本格局上,谈论“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国标准,湖北和河南现在出土的东西可以算成文明的话,那完全有理由说中亚的一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了沙漠)存在的文明比中国早得多、繁盛得多、艺术造诣高得多。

古代文明从山地向平原进行

如果抹去乱七八糟事后建构的说法,各地以陶器出现为标志,可以看出不断向东扩张的顺序大致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从两河流域越过东亚,从盆地渐渐向东面蔓延。这条线索非常重要,因为带来许多核心技术,如战车和祭祀。殷商王国的战车技术和美索不达米亚战车技术极其相似,这个王国在建立初期就是凭着战车技术威震周围各邦,而各邦似乎没有相应的技术。而到殷商王朝,至少周人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战车原理,打破了殷商的战车垄断。若按照技术扩展的一般规律来说,这些事实等于暗示着:要么殷商本身有西来的来源,要么通过间接传播的方式,先于其他部族接触来自两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使它比四周的和更东方的文明群体占有极大的优势。这条线索的路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因为古地中海延伸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在史前时代,地中海往东的里海、咸海这一系列都曾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当时的喜马拉雅山没有像现在这样高,中亚气侯没有像现在这么干旱,中国也不像现在这样。

商代战车(图片来源网络)

商代战车(图片来源网络)

第二条路线,我们知道的具体情况要少得多,但重要性更大。材料少得多的主要原因是这条线路所代表的文明线索可能是非国家化或者非组织化道路,最主要是缺乏大规模武士团体和有效的国家统治。这条线索始于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南部、缅甸、西南夷、红河谷流域和南亚延伸到长江两岸的山地。我们知道,现在人口聚集最多的平原地带是当时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因为排水困难,洪水频繁。人类最早的居住地既不是高地,也不是低地,而是在相对半山坡的地方,这是洪水淹不到的地方,也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开发。文明技术进一步提升,组织性大大提高以后,才走到低地,排干三角洲和沼地水,把这些地方变得肥沃。所以古代江南这些地方的文明线索基本上是从山地向平原进行。

古代南方经济生活优于中原 军事和政治方面落后

最早开发的稻谷来自印度,基本上是旱稻。而仅仅是稻谷,南方群体就比中原群体享有更大的优势,因为高古时代尤其是殷商时代,中原各个群体基本依赖于效率很低的植物,直到孔子时代才有了黍(一种接近小米的作物)。这种作物的生产效率很低,蛋白质含量也很低。相反南方的水稻产量比它高出二十多倍。仅这一项,南方群体在经济生活方面要比中原富得多。但奇怪的是,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南方群体是落后的,从浙东地区出土的古迹可以看出玉器雕琢更精致,阶级分化不那么明显。玉器雕刻精细说明当地工匠非常发达,有文明生活的理想。但武士不多,因为出土的戈矛不太多,尸首分离或者四肢不全的非常少。其邦国或者群落的规模不大,发生冲突的时候,顶多几人或者几十人死亡,缺乏长时性和大规模战争的人力和战资。

中原的物质生活不如南方,但出现了极其可怕的阶级分化:大的墓葬拥有大量戈矛,小的墓葬基本上除了极少数戈矛之外什么都没有。戈矛出土非常多,经常出现大规模的数百甚至上千人的尸体,这些尸体明显死于非命。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尸体甚至不分性别。陕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包括十几岁的少女(按现在的说法是少女,当时是壮年女子,可以承担最重的体力劳动)明显死于暴力,在战争中被武器打死,身上负伤多达几十处,说明了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尸体只有少数是不全的,尸体骨骼上留下的伤痕非常少,好像都是自然死亡的。北方这些人无论男女显然是在激烈战斗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后遭到武器打死。这个战斗激烈程度清晰可见:必须打到粉身碎骨,自己爬都爬不动的时候才死在战场上,根本没有像南方那样只是偶然被一块飞石打死就死在战场上。

高古时代南北方相平衡,南方物质生活上略占优势。殷商时代及其以后,渐渐变成北方占优势,其中起巨大作用的很明显是北方野蛮的战争伦理和集权产生的军事、祭祀、贵族传统。这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团体,使其能够攫取多得多的军事资源,足以使物质生活繁盛,但组织能力比较差,会对其他各方形成最大的压力。

殷商的兴起使东亚文明地带支离破碎

刘仲敬正在发表主题演讲

刘仲敬正在发表主题演讲

羌人在甲骨文造字法中不被当作人

刘仲敬(新锐历史学者):我们刚才提到东亚地区南北两翼文明归根结底来自两河,北方直接通过两河而来,南方间接通过印度,从中南半岛和缅甸传入。传到东亚以后,又有两条线索从东亚伸出:一条线索可能是陆上或者近海的,首先形成环渤海圈的文化圈,然后形成环北太平洋的文化圈。把玉器用作巫术仪式,而且有神权和贵族集团在大规模的祭祀当中使用活人殉葬,在战争中实行集权,这是整个环渤海和环北太平洋的共同特点。我们在殷商当中也看到这些特点。

另外一条线索是南方福建沿海的马来人与波利尼西亚人,他们从海路渐渐迁移到太平洋各岛,今天主要住在太平洋到马来西亚到马达加斯加,大陆这一块已经很少了。他们迁移的动机是简简单单的生态学原理,一个群体会自动地向人口较好、资源较丰富的地方迁移。是有意识地行动还是大陆上其他族群的压迫?现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还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东亚大陆的结构比现在复杂得多,仅仅是殷商这一裔,现在发现的很多骨骼,有身材很高、像巨人一样的,也有身材很矮的。

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

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

殷人的甲骨文造字法似乎不大把这些相差甚远的当作人,羌人部落在甲骨文中就是半人半羊。甲骨文类似废除的文字,不像现在经过简化变成象征性的结构,它画出来的图像是像怪物一样的形象,如希腊人所描写的半人半马一样,羌人是半人半羊的形象。他们的祭祀中经常出现这样可怕的情况:今天祭祀杀了30头牛、20头羊和40个羌人。考虑到祭祀以后大多数情况下祭品是吃掉的,原始人不会浪费那么多肉,几十头羊和牛不可能扔掉,所以那些羌人很可能跟牛羊混在一起被殷人吃掉。另一方面,殷人在他们的首都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用人和动物的骨头制作各种工具。如果人的骨头和动物的骨头一起被应用为手工业原料,那么人的下场恐怕不会比动物的下场好得多。这种极其冷酷地使用的骨头,可以暴露出当时东亚地区的人口结构。

殷人对待失败者部落如对待野兽

当时精英东亚系比现在要大得多,其中有很多种族,现在的进化论种族观点解释不了这些。从生物学角度难以解释特殊种族,以至于在神话中留下很多关于巨人或者矮人的传说。巨大的精英文化体是怎样删减的,怎样形成一种比较接近于现在这样的一致性比较强的人种?过程中很可能是依靠类似种族田猎的方式来完成的。当时部落规模不太大,殷人田猎的方式对失败者部落如对待野兽一样,把他们彻底消灭和利用,可以想象规模不大的部落在这过程中被灭亡了。正是在此过程中,东亚地区人口结构的多样性遭到严重损失。到孔子时代,当时还有很多特殊的,说太行山境内或者现在大巴山境内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巨人或者其他的特殊种族。在三国时代,血统来讲应该是特殊的族群有着特殊的肤色和面貌。越往后越少,魏晋以后,出现肤色、面貌跟黄种人不同的,一般来说都是从中亚、鲜卑、西域而来的。

殷商按照他们的武士结构形成这样的体制,造成主要的后果是在建国的这一段时间内,使东亚地区文明的繁复性有一个大幅度削减。若按正统时代来说,殷商是文明的进步,但从人口和其他方面来看,殷商时代比起以前文字还没有产生出来的高古时代,大多数地区特别是环绕殷商周围的地区面临着极大的损失。本来是一大片难分伯仲的文明体构成连续的东亚文明地带,甚至超出亚洲范围,一直延续到美洲。在殷商兴起以后,变成以殷商为中心的文明共同体,周围只剩下一系列破碎的小部落地带。这过程中,周边地区小部落人口和文明的复杂性大大削减了。因为战争酷烈程度升级,那些来不及产生出强大武士团体的部落遭到毁灭,只有规模比较小的、能够逃避殷商打击的部落和根据殷商打击重新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的新部落能够生存下去。

这个过程结束以后,东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出现分离。具体来说组织能力所在的地方和经济中心所在的地方已经分离了,生产能力最强的中心此后再也不是组织能力最强的中心。而组织能力最强的中心,始终不是在生产和经济意义上的中心。

殷商灭亡使周边部落得以休养生息

蛮族的二次生存是在殷商中后期形成的,我们所知的游牧民族在高古时代其实不存在,所有民族多多少少都兼有几种生活方式,很少是专业者。专业的牧民是在定居文明已经兴起后的几百年甚至更久以后才重新产生,目的很可能是拒绝接受覆灭文明所建立起的生活方式,又不愿意被消灭他的群体重新改变生态结构。单纯的游牧民是不存在的,他们需要从定居民族移居很多生态过去,因此一开始就有战争的共生的方式。他们重新组织和强化,从而产生一种武士团体。只有这样的一种武士团体能够使他们对抗中原地区的团体,构建新的战争格局,通过战争的方式让双方之间交流。

按照殷人对士夷的划分方法,只有东夷是人。“东夷”这个地方跟周人说的西夷、南蛮不是一般。最后的结果是纣王打击东夷,这说明殷商的人口开发结构到中后期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已经不能不把沿线的同盟军当成目标了。西班牙通过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征伐,不断地萎缩周围人口,以至于对于西班牙来说,墨西哥这个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城市很孤独,周围只有原始部落,原先存在过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玛雅文明已经彻底没落了。殷商灭亡了,殷商周围似乎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对于他们来说,殷商的灭亡等于是摆脱了极残酷的战争和为人处世方式,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殷商灭亡之后的休养生息产生了灿烂的春秋文化

孔子所崇拜的周律,有一点可以看到,确实很有效地收获战争主动权。周把战争严格地限制在极少数精英分子当中,整个西周和春秋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殷商时代妇女与武士参加战争的情况,甚至是男性武士群体也很少见。《诗经》三百篇描绘了秦穆公违反周王朝的礼法和游戏规则,在他身后按照野蛮的习俗下葬遭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到春秋时期的宋国,需要做大动作的时候因为献一匹马还引起极大的争议。因为最高级别祭祀就是献出一头牛,比较常见的是献羊。人殉这件事情,在周王朝政治伦理中是遭到严厉谴责的,是儒家所不容许的。周时代的村落比殷商时代高度和平,他们只需要向领主缴纳一定的土特产,基本上不承担军事费。这个情况持续到春秋末期,新的军国主义国家崛起以后才重新把全国人口都调起来缴税。

西周和春秋时期休养生息几百年,使东亚历史有一个“小阳春”,这几百年积累的资源最后形成了非常灿烂的春秋文化。殷商和各种团体形成新的混合体制,混合初期双方特点很明显,到春秋中后期和当地组织文化结合,逐步形成了明显的地方文明,就是我们说的秦楚地各个文明群体。所谓诸子百家、最辉煌的时代是在这样的长期积累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

华夏文明长期处在边缘?

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内亚体系

“大清是纯粹的中国”是南方士大夫为了给自己添面子而发明的意识形态神话。

刘仲敬(新锐历史学者):如果大清衰落,西方秩序还没进入东亚的话,软弱的江中士大夫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是很成问题的。西方秩序一来,以更高的文明程度压制了原有的内亚体系,使江中士大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机会。这跟印度帝国相似,印度教徒本来快被穆斯林消灭干净了,但印度教徒凭借自己的人口优势重新夺回主权,把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徒的国家。若非这样,印度早晚变成穆斯林国家。江中士大夫在殖民体制下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个神话:把大清当成纯粹的中国,除掉大清本质上是内亚体系的事实。假定存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秩序来以前,中华文明仍然具有天下体系的威严,可以跟西方人平起平坐。假定南方士大夫是这个文明的当然继承人,驱逐西方势力以后,重新建立和西方平起平坐的体系。

这个神话绝大部分是捏造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天下体系主要是中亚的体系,依靠他们的主要语言,包括官方语言始终是满语而不是汉语。大清大部分外交活动是通过满语进行的,满洲朝廷跟朝鲜人跟中亚各部族、俄罗斯人以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涉,并不受儒家礼法约束。这个过程中,江中士大夫提供的仅仅是带头作用。满蒙利用他们的秩序在东亚地区维持秩序。在西方秩序来以后,秩序明显就变了,于是满蒙贵族自己变成这个体系的多余人。而南方士大夫阶层开始准备根据西方殖民主义和新技术重新发明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用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摈弃辽金元清以来的内亚帝国的概念,把新的发明安在东亚人身上,借西方的力量驱逐满蒙内亚的势力,再反过来把西方驱逐出去。

近代史大致是按照这种历史观方式编写的,但实际上江中士大夫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并不相称,所以执行这个计划的结果是半路出现大毛病。南方士大夫通过“摘桃子”的方式解散了大清帝国的天下体系,但解散的结果并不能使他们自动继承天下体系,而是导致了满蒙藏的边疆危机和列强干预的危险。因为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体系,多元体系解散以后,原先的关外民族并不愿意自动接受新体系。只有在列强的压制下,中华民国以一种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日尔曼邦联的方式继承了大清的位置。这样付出的代价是其宪法结构必须服从大清之前签署的条约体系构成的构架。中华民国民意上支持关外各个部落,但继承的方式必须把自己内部改造成条约能允许的联邦或邦联体制,允许这种政治实体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原有的政治个体,同时允许列强在这些特殊地区保留特殊条约。这种复杂微妙的格局是很难长久的。最后的结果等于在东亚造成一个复杂的多元邦国,这样的邦国很难说像丹麦王国还是日尔曼邦国,因为各方都享有一定的条约权利和临时权利。

南方士大夫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建构现代国家

真正能够建构起现代国家组织的力量要依靠从苏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

中华民国推翻满清以后建立一个新体系,东北、西藏这样的地方,列强和当地人群有各式各样、相互冲突的地方性权利、历史性权利和条约权利,要想同时满足各方是不可能的。中华民国是在列强调停下达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协定,希望时间能够解决问题。但时间并没有解决问题,最终只能依靠战争。战争的主要结果是证明南方士大夫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神话的本领多么高明,凭他们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无法建构现代国家,真正能够建构起现代国家组织的力量仍然要依靠从苏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

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仅是关外各个民族,关内也明显处在解体过程中。吴佩孚这样的人渐渐开始越过北平外交部,跟苏联合作推动事实的外交。各省相互之间开始达成具有准条约性质的体系。北京政府建立的体系越来越依靠列强海关和外交支持,维持一种空洞的存在。如果没有苏联、日本的干涉,国共两党没有从列宁那里取得支持,可以推断中国的前途可能和墨西哥帝国一样,其结果是进一步解体。无论是北京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强人,虽然可以取得局部胜利,但谁都没有能力和欲望重新整合这个体系。能够完成任务的不是国共两党,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和组织资源并不是中华民国内部所能够产生的,仍然要依靠苏联的输入。建国仍然要依靠苏联跟日本的冲突所造成的国际体系的演变。最后的结果是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但这个存在不是依靠内生,恰好相反,必须依靠外来的列宁主义政党。

列宁主义体制中国家和社会是矛盾的

列宁主义政党攫取资源的方式恰恰是要粉碎华夏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

孔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从门第取代贵族的过程,唐代到宋明又是一个士绅取代民意的过程。每一次取代的过程都包含两种现象:第一,人口的替代;第二,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不如原有组织。明清士大夫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相比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这些跟孔子时代相比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的主要后果是,连这个极其软弱的存在也被彻底打碎了。他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和资源被宣布整合到列宁主义集权主义国家中。完成整合之后,列宁主义政党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一套新的国家体制。

在这个国家体制中,国家跟社会是矛盾的,如果要维持这个国家,你必须容许这个国家行使法外的权力去粉碎社会,在此过程中攫取资源维持自身。这样一个国家实现社会原先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愿望,就要毁灭自身;如果不喜欢这个国家法外的破坏,那么驱逐掉外来组织因素以后,原有社会产生出来的最强大的组织资源都不足以整合起来,顶多能够制造一些宗族团体、绅商团体,但是没有办法把整个欧亚大陆整合在一起。没有一个列宁主义政党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多国体系,要推翻多国体系重新恢复帝国版图,需要引入一个本身社会所不能胜任的巨大组织力量。

列宁主义组织本身仍然代表着一种西方的秩序输出

列宁主义产生和输出的过程体现了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在有能力维持自身秩序并向外输出秩序的欧美和西方。

尽管苏联干涉和列宁主义政党的引入多少是东亚国际秩序演变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偶然性,但在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实以后,很难说一连串的来自西欧的政治理念顿时没有了。列宁主义组织在东欧的产生本身就是西欧秩序向东欧延伸的结果,它能够粉碎苏联的社会结构,但是没有办法粉碎欧洲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向东延伸却能够粉碎东亚原有的社会结构,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因为社会结构组织的完成程度和自我生命力本身就是一个秩序输出和输入的问题。很明显,列宁主义产生和输出的过程就已经体现了世界秩序的实质问题。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在欧美和西方,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但有能力产生秩序维持自身,而且有能力产生秩序向外输出。因此在一个区间内,共产主义的渗透是失败的。但是外部地区的社会组织就软弱、单薄得多,因此共产主义渗透能够成功。

共产主义对于欧洲是一个建构的力量,所以波兰和东欧能够在把列宁主义驱逐出去以后,重新加入欧洲。但是在东方,像中国和朝鲜,列宁主义组织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仍然拥有西方组织意义上(尽管是西方叛逆的)的秩序输入。东方在原来已经接近溃败的时候,在表面上捏合起来变成一个国家,尽管其实质并不是国家。这就产生极为严重的问题。它是外来的,如果用国家标准去衡量,就会产生很多荒诞的东西,例如专制主义什么的。一个外来的、寄生性的组织,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断权力榨取资源的能力,很快就会死亡。一个破碎而溃败的社会,你不能假想自己社会跟波兰、匈牙利一样,原先是完整的,只不过暂时被外来人征服了一部分。恰好相反,在征服者来以前,你本身已经处于溃败的状态中,一旦失去外来组织输入以后,文明解体的情况不可避免。

如果以自发生长的方式重建一个新社会,那么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在巨大压力下,保护这些新的小团体,不让它在襁褓之中、在最幼弱的阶段被掠夺,丧失自己的生命力。你不能让这个实体承担一个真正国家的使命,不能让它加入西方国际体系所习惯的列强争霸体系。如果承担这样的负担,无论是什么手段,最终不得不加强社会的榨取程度。而这个汲取的过程又将破坏新生的非常脆弱的小共同体,留下的是一个更加残缺的社会。

现在的历史体系是革命体系和“大中华体系”的融合

中国现在的历史体系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一半是梁启超发明出来的“大中华体系”。

用神话替代意识,误解自己的真实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回顾近一百年历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在重建东亚文明体系过程中,每一次毁灭都是由于误解自己定位所造成的。国民党如果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依靠列宁主义秩序重新整合东亚各地,绝不会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绝不会认为自己是有力量的,在东方和西方占领的内地能够既抗击苏联又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些,在苏联和势力集团下做出一个明智的决断,有一个依附地位,就不是现在这样。但这样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复兴五千年中华文明、建设新中国的说辞之上,就不得不承担自己的组织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改变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地位,不仅超出了清末以来的远东国际体系,实际上也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国解体以来整个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许的程度。

现在的历史体系是什么?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另一半是梁启超发明出来的“大中华体系”。所有的具体研究和考据像瓦片一样,无论搞成什么样,都要嵌合到原来的体系中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不打算从根本上把上述两种神话体系加以破开,那么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的就要面临极大的考验。如果大家不能从整体上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结构,把东亚地区的政治秩序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真正的位置理顺一下,我想在不太远的未来会面临极为严重的情况。现在历史必须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重新解释中国是什么。这个解释必须符合中国和东亚在过去两千年时间里形成的文明演变和它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个使命并不轻松。

华夏文明大多数时候处在文明输入的状态

相对于更加核心的东地中海文明中心,华夏文明的地位在长期的演变中都是比较边缘的。

要想避免这个考验,重构历史体系,首先要打破虚荣心,承认即使在非常遥远的文明初创时代,华夏文明曾是最佳状态的时代,比起更加核心的东地中海文明中心来说,它的地位也是比较边缘的。在以后的长期演变中,大多数时候处在文明输入的状态,中亚和印度对东亚文明的输出要多得多。虽然交流是双方面的,但双方是不对等的,中心地区始终输出更多、输入更少,边缘地区始终输入更多、输出更少。这个格局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形成的,不是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也不是帝国主义撤出东亚以后就能够获得平等了。实际恰好相反,帝国主义撤出东亚的直接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核心区对边缘区的输出,最大受害者是边缘区本身。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图源网络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图源网络

这个过程“一战”后就开始了,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和精英阶级以为利用战胜国的机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就可以获得跟欧洲国家相匹敌的地位,结果是什么?中华民国实现了它的目的,强迫英国和日本撤退,直接结果是放纵了苏联势力——在英日撤退的地方,苏联迅速派来它的战友们,导致条约体系在远东的全线解体。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华民国宪法体系自身就无法维持了。这点很容易理解,在没有殖民主义的状况下,要么是成吉思汗、多尔衮这样的人,要么是张献忠这样的人,也许两种人一起来,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宪法的,哪怕是拉美式的不完美的宪法。中华民国之所以有一部名义上的宪法,靠的是殖民主义在东亚的余威,能够遏制恶秩序输入进来。秩序不能容忍真空,排除一个秩序之后,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替代。考虑选择什么秩序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哪几种秩序,有可能产生哪几种秩序,新生的秩序是否足够强大到替换原有秩序。

中国近代史,按照革命史观来说是民族主义驱逐帝国主义、无产阶级推翻压迫的历史。如果按秩序和文明输出的结果,殖民主义在“一战”遭到严重削弱后撤出远东。远东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不是驱逐殖民主义,而是依靠殖民主义的秩序输出,模仿学习,逐步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义的撤退打断了模仿学习的过程,如此才有共产主义的迅速输出。在自发秩序还不够强的地方,如果坚持殖民主义邪恶或者必须驱逐出去,很可能连起码的国家门面和象征性的文明体系都没法维持。1920年代的中国一步步陷入了这样的体系,因为企图驱逐的结果是切断了输入源。切断以后,自身制血能力不足,导致更加严重的真空状态。真空状态下,要么自己产生破坏者,要么吸引其他破坏者。

我们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

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的使命才能在社会内部重新发掘出产生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

西方产生自由和宪政的条件是在其历史早期(相当于孔子时代)通过各国体系相互博弈,各个邦国、各阶级之间幸运地形成了权力平衡。中国的问题不是说太落后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宪政阶段,而是太先进,已经略过这个阶段进入各阶级和各邦国被大一统权力毁灭的状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一旦实现自上而下的管制,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听任社会解体、无政府状态出现、各种暴力团伙相互争斗。

所以现在我们非常矛盾,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就得违心地接受话语体系指定的前途,可这个前途只适用于跟我们情况完全不同的社会。使用错误的话语体系就像给自己吃毒药。现在好像还没有几个人真正承认自己话语体系的根本性错误,尽管所有人都已经感受到在运用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把自己推到了越来越矛盾的地方,不得不修正词的含义,以打补丁的方法勉强自圆其说。

我们所在的社会因为得不到适当的解释体系,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都会用到错误的方向,积累的资源会渐渐进入到毁灭自身的途径。过去几十年大家都采取“拖延论”解决问题,但在可预想的未来,不可以再继续拖延了。继续拖延,最好的结局顶多是错过时机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有效地指望。通过不影响整个话语体系的局部修正,用钱和非正式交易能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十年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要么推翻整个话语体系,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的使命,在社会内部重新发掘出产生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要么顺着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脚的话语体系,把自己引向绝对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