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认同与组织资源

(按:本文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刘仲敬先生于饶宗颐国学院“普适价值再思”论坛演讲《文明认同与组织资源》部分内容,注释从略,由作者授权使用。完整讲演参http://jas.hkbu.edu.hk/

摘要:

秩序是文明的关键词。文明,就是组织资源足够丰富,足以产生剩余秩序输出的能力。人们经常错误地幻想,文明的资源永无止境。然而,人世间没有永无止境的资源。文明的繁荣是消耗组织资源的结果,如果消耗超过生产,就会需要输入秩序。

中国并不是因为太落后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宪政阶段,而是已经略过这个青年阶段进入各阶级和各邦国被大一统权力毁灭的老年状态。今天所谓中国是文明组织资源耗尽以后的灰烬,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如果它对文明格局的认知出现了严重偏差,在根本没有新生组织资源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强行破坏原有秩序,那么多半要面对非常糟糕的局面。

秩序是文明的关键词。文明,就是组织资源足够丰富,足以产生剩余秩序输出的能力。原始部落秩序大体是自给自足的,随着秩序生产力的升级而进入文明。

文明的繁荣是消耗秩序生产力的结果,如果消耗超过生产,就会盛极而衰。没落意味着秩序出现赤字,对应大一统帝国需要蛮族输入秩序,而以前的多国体系向蛮族输出秩序。

多国体系是自发秩序扩展的顶峰。我们今天的文明世界源于西欧封建的内外关系。随着近代欧洲权力的扩张,它逐步冲击和替代全世界其他各地的相应的体系,最后终于演变成为整体性的世界体系。

一、文明的同心圆

文明意味着秩序的生成和暴力的形态化。秩序意味着“可预见性”对“偶然机遇”的排斥;形态意味着赤裸暴力的边缘化和污名化。“合乎形式的统治”凝聚于法统,法统是一切形式的综合和升华。法统的完善性和延续性是文明人类所能指望的最高世俗成就。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法统生成、展开和灭亡的历史。

文明也是明显有等差性的,它像一个同心圆,从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最早的文明产生在今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西部,然后蔓延到两河流域,然后蔓延到埃及,接下来蔓延到印度和希腊,最后才进入到中国、非洲和美洲。中国的地位明显比印度河流域要晚,而印度河流域又要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而西欧封建是人类最古老、最丰富文明的嫡系继承者,多中心化的权力结构是它得天独厚的遗产。

1.1在已知历史的范围内,大多数原始部落都是依据习俗自我管理的共同体。或者说,公民-战士团体就是最古老的共同体。大多数部落进入文明后,在她们的绝对主义-成文法时代切断了自己的传统,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更有智慧的创制立法者和更有能力的专业执行者,从此步入衰亡之途。

1.2唯有古典世界的希腊-罗马人和现代世界的日耳曼人保持古老的习惯法或“部落简陋之习”的延续性,将野蛮时代自我治理的习惯直接带进了文明时代。只有她们既有自由、又有秩序,仿佛奉天命继承大地的果实。她们向野蛮输出秩序,向奴役输出自由。自由的野蛮民族是她们的兵源,奴役的文明民族是她们的财源。除非她们自身的政治德性衰退,任何技术性打击都不可能动摇世界秩序的生长。 

1.3“没有不属于领主的土地”是8世纪到11世纪封建君候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欧洲大部分土地;“没有不属于主权国家的土地”则是17世纪到19世纪列强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而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世界大部分土地。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开始,反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深化。反殖民主义不是殖民主义的对立面,而是殖民主义的继续。本地精英继承了欧洲老师的衣钵,将白人的事业发扬光大。

1.4蛮族或“没有律法的下等人”位于实力均衡体系的外围,经常遭到实力均衡体系的侵蚀。在失败国家和国家建构之前的达尔文世界,众多的准行为主体争夺成长为行为主体的极少数机会。永久性无形态战争构成达尔文世界的正常状态,国际体系止步于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边陲。从达尔文世界的角度看,战争不是资源的争夺,而是组织的涌现;入侵不是资源的输出,而是组织的输入。组织和规则才是达尔文世界的真正稀缺品,只有这两者才能为准行为主体提供升级的机会。

1.5近代意义的政治与霍布斯主体同时诞生,个人与国家、权利与规则都是这一过程建构的产物。19世纪以后,霍布斯世界的竞技已经深入地球每一个角落,秩序自发生成的造法作用急剧降低,外来入侵催化的分量急剧上升。霍布斯世界从达尔文世界汲取资源,向达尔文世界输出秩序,却是顺理成章的流程。达尔文世界的无形态战争一旦获得形态,自然就会凝聚为霍布斯主体和现实政治。大多数次生型国家都产生于这样的进程。从世界秩序的整体看,霍布斯世界既是威尔逊世界的挑战者,又是它的守护者。原生霍布斯主体以达尔文世界为原材料,不断复制或改建次生霍布斯主体。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达尔文世界自发产生新一代霍布斯主体的机会日益缩窄。在世界史意义上,这一进程对应于西方对世界的征服的不断展开(殖民主义运动)和内化(殖民地建国运动)。随着孤立体系的日益减少,另类文明规则自发产生的可能性持续降低。

二、罗马化的世界

霍布斯世界的展开导致中间层内部行为主体的博弈升级和秩序演进,最终产生了正义规则和威尔逊世界。在世界史意义上,这一进程对应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实力均衡体系向集体安全体系的演化。不言而喻,正义规则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明智的希腊人发现,强健的罗马人执行。”

2.1威尔逊世界的规训能力构成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根本保障,美国的战争能力构成威尔逊世界的根本保障。只有依靠北约的执行力,联合国的框架才能落实;只有依靠美国的战争能力,北约的执行力才能落实。美国战争能力的核心不仅是它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而且使它对秩序、规则与合法性的垄断型生产。在这种垄断建立以前,它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尚不足以奠定世界秩序。“天命”之所以落到美国头上,在于它的宪制最完整的保全了秩序、规则和合法性的传统。美国宪制的特殊性和美国地缘形势的特殊性互为表里,三百年来一直为它守护“天命”;相反,旧大陆的霍布斯实体不断销蚀其产生秩序的能力。

2.2威尔逊主义之所以能够推行到美洲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因为美国相对于旧世界的安全优势;但正因为安全落差的存在,威尔逊主义最珍爱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完美落实。安全落差的断层线将文明人类分为威尔逊世界和霍布斯世界。任何模式只能在形式差异不大的部分行为主体之间大致实现,在法统与僭政、集体安全与现实政治之间,安全落差构成秩序输送的动力源,秩序输送构成世界体系运作和演化的动力源。正如美国宪法秩序是美国世界秩序的灵魂,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模范宪制的复制扩张迟早会直接或间接地巩固和强化世界秩序,世界秩序不断将边缘地带的外交红利输入模范宪制的中心。

2.3后冷战世界体系的表象是多极世界,实质也是罗马世界。反对单边主义的呼声和冲突实际上不断强化了罗马秩序,因为这些反对只有两种来源。其一,罗马盟友或利益攸关者有不同意见。无论这种意见是否能改变罗马政策,都会开启或强化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对罗马政治结构的依赖程度。如果诉求针对罗马,主要就会增加罗马的权威,其次才会增加诉求胜利者的权威,最不可能增加诉求失败者的权威。其二,不对称政治集团发动的非常规战争。这种战争不可避免会损害罗马秩序,从而损害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后两者的自卫和反击能力远不及罗马,因此势必形成维持秩序的国际协调行动。这种协调主要有利于罗马,在较小的程度上有利于后两者;但后两者不能采取其他行动,因为她们无法承受即使是较小的损失。

三、华夏:自组织资源的流失与秩序输入

中国,或者说东亚这个地区,在闻名蔓延的过程中是明显落在后方的。其落后性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几千年都没有改变。从中世纪到现在,西方和中国相比,有一点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其组织资源始终比中国丰富得多。中国社会平铺散漫,是无数单细胞的叠加,复杂结构产生不了,就好像流沙上面建不起宝塔。

3.1中国并不是因为太落后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宪政阶段,而是已经略过这个青年阶段进入各阶级和各邦国被大一统权力毁灭的老年状态。今天所谓中国是文明组织资源耗尽以后的灰烬,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

3.2华夏文明位于人类文明的边缘地带,年龄相较两希文明远为单薄。如果我们细加梳理,就会承认商周没有犹太-基督教和罗马法的深厚沉淀,宗法礼制也不可能是普通法的种子。西欧式封建蕴含了司法国的前景,华夏宗法封建的未来却是德化国和东方专制,两条历史路径在起点或许相去不远,在终点已经南辕北辙。 

3.3从封建制度到官僚制度的演变,就意味着顺民负担的极大加重、财政的急剧膨胀和官僚机构与常备军的迅速扩大。帝国官僚制度发展到后期的话,终归会出现财政危机。一方面是朝廷无法支付军饷,另一方面是雇佣来的军队早晚会发动叛乱。同时,顺民因为是单方面支付财政压力,负担越来越重,逐步也会变成流民和难民。所以这个过程像一个系统自动崩溃,是无法改变的。这个系统,开始的时候是蛮族部落;接下来是很廉价的封建骑士;在它的最高峰时期,是由官僚组织和常备军建立的朝廷;最后这个朝廷因为负担不断增加,会把自己压垮,在压垮的过程中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导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带、以首都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十室九空,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结果很可能又使边塞地区仍然有强有力部落组织和战斗力的蛮族再度阑入,重演这个故事。

3.4春秋战国是封建制度和贵族文明毁灭的时代,百家争鸣其实是溃败的表现。游士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所以才有“为天下者不顾家”的格言。这些没有归属的浪人征服了项羽、田横之流离不开共同体的旧贵族,自己也是昙花一现。经过数百年的沉淀,儒学家族共同体才填补封建贵族共同体留下的真空。孔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从门第取代贵族的过程,唐代到宋明又是一个士绅取代门第的过程。每一次取代的过程,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不如原有组织。明清士大夫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相比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这些跟孔子时代相比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我们曾经认为是非常自豪的汉唐文明,实际上它大多数时候是处在文明输入的、而不是输出的状态。中亚、外伊朗地区和印度对东亚地区的文明输出,比起反方面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正如东亚地区对朝鲜和日本的文明输出,比起日本、朝鲜对中原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

3.5在这个东亚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城市只是乡镇中人口较多的,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极端匮乏。蛮族的侵入实际上为这个社会输入了一定的组织资源,起到了续命的作用。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体系,西方秩序一来,以更高的文明程度压制了原有的内亚体系,使南方士大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机会。这跟印度帝国相似,印度教徒本来快被穆斯林消灭干净了,但印度教徒凭借自己的人口优势重新夺回主权,把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徒的国家。若非这样,印度早晚变成穆斯林国家。

四、中国的发明:文明认同的错位

西方秩序的进入,以更高的文明程度压制了原有的内亚体系。多元体系解散以后,原先的关外民族并不愿意自动接受新体系。在列强的压制下,中华民国以一种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日尔曼邦联的方式继承了大清的位置。然而,中华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之上。

4.1中华民国的宪法结构必须服从大清之前签署的条约体系构成的构架。中华民国名义上支持关外各个部落,但继承的方式必须把自己内部改造成条约能允许的联邦或邦联体制,允许这种政治实体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原有的政治个体,同时允许列强在这些特殊地区保留特殊条约。这种复杂微妙的格局是很难长久的。最后的结果等于在东亚造成一个复杂的多元邦国。

4.2南方士大夫发明了如下神话:假定存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秩序来以前,中华文明仍然具有天下体系的威严,可以跟西方人平起平坐;假定南方士大夫是这个文明的当然继承人,驱逐西方势力以后,要重新建立和西方平起平坐的体系。这是严重偏移现实的错位认知。

4.3中华民国是在列强调停下达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协定,希望时间能够解决问题。但时间并没有解决问题。北洋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仅是关外的其他的民族实体,而且关内的各个实体也明显处在解体的过程之中。像孙传芳、吴佩孚这种人,渐渐地开始越过北京的外交部,跟苏联和日本推动事实的外交。而且各省之间开始相互达成具有准条约性质的攻守同盟和其他体系。北京的政府渐渐地被架空了,越来越依靠列强的海关支持和外交支持,维持一种空洞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和日本没有积极干涉,国共两党没有从苏联取得它的列宁主义组织机器的话,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前途也就像美洲独立后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或者是墨西哥帝国一样,最后的结果还是进一步解体成为更加散碎的小邦。

五、列宁主义割草机(略)

六、重新调整我们的认知图景

现在,中国的历史认知体系,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另一半是梁启超发明出来的“大中华体系”。如果不打算从根本上把上述两种神话体系加以破开,那么在我们有生之年就能看到将面临极大的考验。

6.1(略)

6.2表面上,中国有一种德国式的外交选择。她似乎可以启动陆权对海权的挑战。然而,这种相似性仅仅存在于地缘形势方面。21世纪初的中国确实与20世纪初的德国一样孤立无援,易受包围;但德国的产业、技术和军事与英国处在同一数量级,在某些当时的尖端科技上领先于英国,这一点清楚地体现于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名单。事实上,中国外交之所以尚有可为,就是因为中国在数量级意义上不能构成美国的竞争对手。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其实就是用比较委婉的语言描述这一事实。如果你有德国的弱点,却没有德国的优点,就不能合理地指望在德国失败的地方胜利。在美国秩序整合的基本盘远远超过“大英帝国的和平”的情况下,不能指望残局挑战者的机会能超过开局挑战者。先发国家用她们的宪制塑造世界体系,后发国家只能依据世界体系塑造她们的宪制;这是她们存在的先在条件,超乎公正和不公正之外。时间与路径是世界历史的主人,智慧和能力只是主人的化妆师而已。

6.3如果我们所在的位置得不到适当的解释体系,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都会用到错误的方向,积累的资源会渐渐进入到毁灭自身的途径。过去几十年大家都采取“拖延论”解决问题,但在可预想的未来,不可以再继续拖延了。继续拖延,最好的结局顶多是错过时机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有效地指望。通过不影响整个话语体系的局部修正,用非正式交易能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十年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要么推翻整个话语体系,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的使命,在社会内部重新发掘出产生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要么顺着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脚的话语体系,把自己引向绝对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