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仲敬《假如青年有智慧:从华夏到中国》

的演讲有感而发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那么一批人在极力地矮化中华文明,同时又在极力地膜拜其他文明,他们的目的何在?为了几个钱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些人是明显有地位的,他们不缺钱。是反省吗?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结论又是恨不得毁了这中华文明的。是哗众取宠吗?也不是,因为他们在很正规的论席上谈得一本正经。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是难以搞明白的,也不想搞明白。

还在9月初就看了刘仲敬关于文明的言论。刘仲敬在2015年8月28日在腾讯思享会做了《假如青年有智慧:从华夏到中国》的演讲,对中华文明进行了系统的瓦解。当时就有了写作的冲动,但一直没有成文,因为我不知道值不值得去与其计较。

我尽管独立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史有多年,自认为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因为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但是心中的郁闷一直难以消散。现在有些闲暇,不得不再提笔,与刘仲敬谈一谈文明的问题,让天下人去玩味吧!

四极被锯,华夏何存?愿天下人能够理解我。

一、文明的线索——距今248万年前,西亚、中亚、北非、中国西北的干燥性气候就形成了

刘仲敬的于9月28日在腾信思享会做了一个题为《假如青年有智慧:从华夏到中国》的演讲,他谈到了青藏高原的隆起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很显然,刘仲敬没有把青藏高原的隆起过程搞清楚,也没有把青藏高原的隆起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搞清楚,而且没有时间概念。

刘仲敬说:“在史前时代,地中海往东,里海、咸海这一些列咸水湖曾经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当时喜马拉雅山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中亚气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干燥,通过塔里木盆地这条线路也不像现在这么难走。”。

刘仲敬为什么要提到青藏高原呢?关键点在于“当时喜马拉雅山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中亚气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干燥,通过塔里木盆地这条线路也不像现在这么难走”。刘仲敬说这个理由的目的是为文明从中亚向中国迁移和传播寻找理论依据。喜马拉雅山没有现在这么高,所以路好走,西亚的文明就传到了中国。

但是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

刘仲敬所说的史前时代是什么时代,具体时间定位是多少,他没有说,我不知道,因为刘仲敬给出的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

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肯定不行。为什么?从刘仲敬的话语中可以推论,如果路不好走,文明是传不过来的。所以对于刘仲敬中国文明来自西亚来说,路好不好走,路什么时候好走,什么时候不好走,很关键。

诚然,喜马拉雅山在史前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么高,因为在遥远的史前时代,青藏高原还在隆起中,它的高度还在不断增加。我们知道,现在的青藏高原依然在继续升高中。所以青藏高原的高度很关键,时间概念模糊不得。不然中华文明就被黑了。

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高原和高山都能影响到世界的气候,只有升高到一定高度的高原和高山才能影响到气候,只有高原或高山升高到一定的高度后才能阻隔季风和气流的交换,因为季风和气流越不过去了。

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是唯一一个阻隔东西气流交汇、改变季风方向的高原(高山),这是基本常识。但是,并不是青藏高原一隆起来就影响气候,要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影响气候。

那么刘仲敬所要的青藏高原的高度是多少呢?他也没有说。从他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他拿出喜马拉雅山,要说明的是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刘仲敬说“当时喜马拉雅山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中亚气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干燥”。所以,青藏高原升高到足以影响气候的高度,才是刘仲敬所需要的青藏高原的高度。

说青藏高原的隆起,必须明确青藏高原的隆起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的。其实这个隆起的过程以及什么时候能够影响气候和怎样影响气候,我在多篇文章说过了。

据科学家研究,距今248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到阻隔东西气流交汇的高度之后,北纬15°~35°之间的地区(西亚、南亚北部、非洲北部)全部沙漠化,而且连成了一片,成为宽广的沙漠带。北纬35°~50°之间的地区(中亚、中国北部特别是西北)也严重沙漠化。

从距今248万年以前开始,从北非开始,经中亚、西亚、南亚北部到中国西北的沙漠带,就已经形成了。

中国北纬15°~35°之间的地区却因为青藏高原的隆起演变成了绿洲。

古猿演变成人猿是在草原地带上,因为只有草原地带才能改变古猿的生活习性,让古猿“直立行走”而演变成人猿。而人猿进入南部森林,是因为要躲避冰川期的寒冷,所以中国滇黔高原上的森林和溶洞,就成为了人猿在冰期的“避难所”。在中国这个“避难所”,人猿演化成了猿人,猿人演化成了智人和现代人。这其实是很浅显的道理。

没有人存在,又何处来的文明呢?西亚的文明,只能来自中国,无其他来源。

文明从西亚传向中国,真的是天方夜谭。

这里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青藏高原隆起前,古青藏高原及相连的古滇黔高原实际也是一块广袤的大平原。这一块古老的大平原处于北纬15°~35°之间。在距今1200万年以前到500万年以前,由于地球气温变化,古青藏滇黔平原上森林消失或变得十分稀疏,古青藏滇黔平原上沙漠和草原交错分布。在这块广袤的平原上,生活着众多的古猿。由于森林的消失,古猿被迫改变了在树上攀爬的生活习惯,逐渐地演变成了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猿。

我也说过新形成的人猿在草原上生活是没有优势的,因为人猿很容易成为其他强势动物的猎物。最有利的情况是在人猿形成后,自然环境又重新演变成森林加草原环境,才对人猿的进化有利。因为草原可以为草食动物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而森林可以为人猿提供庇护,也可以为人猿提供果实等。

可以这样来说,森林变成草原,可以改变古猿的攀爬习性,建立直立行走的新性能。在古猿演变成了直立行走的人猿后,草原再演变成了森林+草原环境,既可以为人猿提供丰盛的动植物食物,也可以给人猿以庇护。否则,人猿在草原上生活,是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人猿很容易被别的动物猎食而消失。所以森林变草原很重要,草原重新变成森林也至关重要。

青藏高原的隆起,就让中国的滇黔高原及其周边的延伸地区重新演变成了山上是茂密的森林,山下是广袤的草原,这样的环境,才是人猿向猿人和智人进化的优良环境。

这就是中国远古环境的独特之处,也是中国在人类进化史上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原因。

玉蟾岩陶器(1.8万年-2.1万年)

二、文明的线索——陶片和种子

对于什么是“文明”,我不想再做定义了,我在《文明的张力在火与种》一文中,讲得很清楚。我完全赞同《易·乾文言》中关于“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理论,认为也不必要对“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中的“文明”一词再做定义和考证。“见龙在田”就是“天下文明”的基础,没有基础,何谈人类文明?“田”是什么?“田”当然不是“地”,“田”是我们祖先的发明——种庄稼用的地。“龙”是什么?龙是农业社会的保护神灵。《易》开篇就讲“龙”,是深思熟虑,不是瞎谈。

文明的起源是有条件的,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忽然产生了文明,不是忽悠人吗?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都处于沙漠之中,忽然之间就在沙漠中冒出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而且我们还搞不清楚这些文明的创造者来自哪里,且不是笑话吗?拿这些东西到处演说,还要回过头来戗中华文明,刘仲敬的底气来自哪里呢?

文明是一步一步艰难发展和进步而来的,世界上不可能有一步到位的文明状态。文明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每一种文明状态,都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成果,都与自己的生活状态相适应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就有与其相适应的文明。

因为人群的不同,所以文明的态势也不同。不可能所有的文明都是同一状态。文明发展状态的不同,导致了文明之间存在比较和竞争上的优劣态势,这个优劣态势是在不同的文明接触之后表现出来的,不是文明本身存在的。文明起源之后,文明自己是有张力的,优势文明的张力更是无法阻挡,经过人群的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文明态势也会趋于相同。这些我在《文明的张力在火与种》一文中也讲得很到位。所以忽然冒出的沙漠文明哪里来?自然是华夏来,不会来自其他地域。

美国人搞的人类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说:人和猿的揖首相别,是在距今500万年到700万年。其实这里说的人还是人猿,即像人一样能直立行走的猿。要产生人类文明,绝不是一件简短的事情。

以前认为,使用工具是人和猿的第一区别。但是这个认识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发现了猴子也能搬起石头砸坚果的例子,你说猴子手中的石头是不是工具呢?当然也是工具。

所以我一直认为,谈文明,要先从“火”谈起。“火”有认识自然火、利用自然火、保存自然火、人工取火等多个阶段。“火”还跟熟食、取暖、驱除动物、原始农业的起源发生关系。用火也要讲究技术,掌握“火候”,陶器是用火技术化的产物,随后就是冶炼技术的产生,青铜器、铁器也就出现了。有火就有“香火”,“香火”是在祭祀中燃烧起来的。火还带来了炼丹术,火药也就在炼丹术中无意诞生了。

如此谁能说人类的文明不是“火中生”?谁能说离开了火可以妄谈文明呢?至今没有发现其他动物用火的证据,“火”是只有人类才能使用的精灵。

人类的文明,是从利用和使用火开始。

文明也离不开“种”,即农耕。人类文明的基础,是农业,只有农业,才让人从动物界独立出来。

农耕让人类进入了产食经济时代,产食也是只有人才有的经济状态,人类一切的文明成果是建立在产食的基础上的,只有产食,人类才能彻底脱离动物的生活状态,才能脱离大自然的束缚,进入到人类文明社会的时代。

“火”和“种”的标志物是陶器和种子。陶器是技术用火的证明,种子是种植业存在的原始依据。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种子,都集中出现在中国,最早的文明不在中国,岂不是怪事?

三、文明的线索——最早的文明,绝不会在西亚、中亚或北非

距今13000年到12500年以后,地球又一次进入温暖期。目前地球正处于第四纪末次冰川期后的温暖期内,现在的气温与第四纪内的其它亚冰期时期的气温是近乎相同的。

人类文明,也就是地球进入末次冰川期后的温暖期内发生的事情了。目前认为出现最早文明的地方,我把其环境进行分析,这些地方不可能产生原发性的文明。

1、地球环境——中亚、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不可能是原发性文明,只能是后迁入性文明

以下说的也是基本常识。

1)、中亚

中亚(土克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处于欧亚大陆腹地,东南边缘被高山阻隔。印度洋和太平洋暖流不能到达中亚,是典型的温带沙漠草原的大陆性气候,雨水稀少、及其干燥;晴天多,温度高,太阳辐射强,蒸发量大;日温度变化剧烈。

在第四纪其它的几个间冰期(温暖期)内,中亚的地球环境与现在是近乎相同的。在第四纪的几个亚冰期内,中亚的干旱会更严重,会全部沙漠化,其中不会有草原存在,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会有。

中亚地区不利于远古人类的存活,也不利于现代人的种植农业的发展。现在的农业是依靠水利发展的灌溉农业。现在的这个地区,更有利于游牧民族活动,不利于农业民族定居。人类进入这个地区,是在人类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如驯服了马和骆驼,具备完成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的人力和组织力。所以这里的文明不可能是原发性的文明。

2)、西亚

目前的西亚(亚洲、非洲和欧洲交界处,位于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里海之间,含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小亚细亚半岛)地面以高原为主。北回归线从西亚中部穿过,大部分地区处于副热带高压和干燥的东北信风控制之下,加之西亚南临干旱的北非,周边高原边缘有大山环绕,气候干燥,多属热带、亚热带沙漠气候,降水少、蒸发量大,大部分地区水资源奇缺,草原和沙漠广布。在干旱条件下,这个地区的人们发展了畜牧业和灌溉农业。

在第四纪冰川期的间冰期(温暖期)内,西亚的地球环境与现在是近乎相同的。在第四纪的亚冰期内,西亚的干旱会更严重,会全部沙漠化,其中不会有草原存在,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会有。

西亚同样不利于远古人类的生存,也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这也是人类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才能进入的地区,其文明不可能是原发性文明。

3)、非洲北部

北非(非洲北部,撒哈拉大沙漠以北广大地区)常年受副热带高燕气候控制,盛行干热下行气流,而且非洲大陆南窄被宽,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范围大,干热面积广。同样的道理,在第四纪内的间冰期内,北非的气候条件与现在近乎相同。在第四纪亚冰期内,北非的干旱同样会更严重,沙漠化规模会更大。这也是人类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才能进入的地区,其文明不可能是原发性文明。

4)、南亚

南亚(喜马拉雅山中段、西段以南,印度洋之间的地区,含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的西北部冬季受副热带高压带控制,降雨少,夏季西南季风又无法到达,形成了沙漠。南亚其他地方大部分属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分成热季(3~5月),雨季(6~10月),凉季(11~次年2月),全年高温,西南季风迎水坡降水丰富,西南部降水稀少。在第四纪冰川期内,南亚西北部的沙漠灰向南部推移印度的大部分会变成沙漠。而且在冰川期内,南亚的三季只能是两季,且雨季时间短,旱季时间长。这也是人类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才能进入的地区,其文明不可能是原发性文明。

5)、沙漠与沙漠带

从目前的沙漠分布情况看,在第四纪内的间冰期和亚冰期,横亘于北非、西亚、中亚和南亚西北部的沙漠带是一直存在的。在在第四纪的几个间冰期(温暖期)内,沙漠带的分布状态与现在几乎相同,人类进入还可以找到水源和草原;但在第四纪的几个亚冰期内,沙漠带的面积会向南向北扩展,沙漠内没有草原存在,水源也近乎枯竭,受北方冷空气的影响沙漠内气温极低,人类进入没有生存的机会。

我在《人类起源于中国》说中说过,在距今1200万年~500万年,地球进入极热期,森林大量消失,仅存的森林变得规模小而且稀疏,草原地貌和沙漠地貌大规模出现在地球表面,这个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古猿的分化。只有生活于草原之上的古猿才有机会获得“直立行走”的性状演变成人猿。古猿在沙漠中不可能存活。在森林中的古猿,由于生活状态没有改变,也不会演变成人猿。

在距今700万年到500万年,古猿演变成了人猿,成为了地球上的新物种。在距今500万年到第四纪冰川期到来之前,地球进入又一个温暖期,地球生态环境得到恢复,森林面积恢复正常,人猿重新回归森林,形成了优势种群。但青藏高原的隆起再带来了地球环境的变化,导致北非、西亚、中亚和南次大陆印度北部全部沙漠化,这些区域内的森林消失,变成了草原沙漠地貌,紧接着第四纪冰川期到来,更加加剧了沙漠化程度,导致这些区域的草原消失,全部沙漠化。人猿要么离开这些区域,要么在这里干渴和饥饿而亡,因为沙漠不能提供水,也不能提供食物。

横亘于北非、西亚、中亚和南亚西北部的沙漠带对远古人类来讲,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死亡线。在人类没有马、没有骆驼之前,无论是在第四纪的间冰期或是亚冰期,人类进入这个沙漠带,生存的机会近乎为零,就不要说在沙漠内建立文明了。

人类进入沙漠时间可能很早,因为不能排除盲目的进入和偶然的进入,也不能排除间冰期人类进入沙漠中的草原和河流地带。但人类定居沙漠并建立沙漠文明却是在顺服了马和骆驼之后,也就是末次冰期结束之后的事情。这个时候地球进入温暖期了,沙漠内的生态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如冰川融化带来雪水,沙漠内的河流得到恢复,草原面积扩大,也有零星的森林,人类的生存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有能力在沙漠中的绿洲建立灌溉农业,人类才在沙漠中建立了文明。

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在距今6000年前后出现于沙漠绿洲,就是因为人类在距今7000年到6000年之间完成了对马和骆驼的驯服。

2、文明的标志——农业和陶器

新石器时代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之所以谈新石器时代,因为这个时代陶器和农业都产生了,人的智力发展到了创造文明的时期,人类文明的时代到来了。

无论是陶器和农业,西亚等地区,远远地落后于中国的湖南地区。这些也是基本的常识。如果以陶器的出现为标志,文明就不是由西向东传播,而是正好相反,文明是以中国的湖南为中心,向西、向北、向东、向南传播的。这正好与刘仲敬的结论相反。

1)、西亚

大约在距今1.1万年到1万年,西亚便进入了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畜牧业的萌芽。代表是新月形地带。

到距今1万年到9000年的时候,西亚地区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时期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如耶利哥遗址已经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

大约在距今9000~前8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

大约在距今8000~前7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陶器最早不超过9000年,西亚是先产生农业后产生陶器。

2)、中亚

中亚的距今8000年到7000年进入新石器时期,代表文化是哲通文化,位于土库曼斯坦。多细石器,也出现磨制的石斧和磨谷器。以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3)、南亚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距今8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距今6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距今5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印度的水稻种植,距今也不过3900年,这可以从粳稻和籼稻的分离点在距今3900年得到证实。所谓的旱稻起源于印度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在考古学上也不支持。

刘仲敬的“最早开发的稻种,来自印度的稻种,基本上是旱稻。”之说,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4)、东南亚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5)、东亚和东北亚

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6)、大洋洲

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大洋洲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他们实际仍旧处于旧石器时代。

7)、非洲

在非洲中南部,新石器时代仍然以多打制石器为特色,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四、最早的文明只能产生在生态环境优良的地方——中国

1、中国古人类最早进化成了现代型智人

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的距今8万年到12万年的现代型智人,在解剖学上已经与现代人无异了,是最早的智人现代型。

中国是世界上陶器和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也说明中国古人类最早进化成了现代人。

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早期陶片大约距今1.4~2.1万年。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年代约距今2万年~1.9万年前。制陶是技术活,是人智成熟的标志,也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湖南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年代距今约1.4万年~1.8万年,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种子是种植业存在的证明,种植业是人智成熟的标志,也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2、最早的文明只能在中国产生,人种和文明均以中国为中心向外传播

在陶器和农业的起源上,非洲、大洋洲、美洲和东南亚没有优势。尼罗河流域和南欧明显是受到西亚的启蒙才后发。中亚和南亚也落后于西亚。西亚不仅远远落后于中国湖南和江西,还落后于中国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

西亚与中国在陶器上的联系,中华文明西来说产生的时候,不少学者论述得很详尽,只是传播的方向搞错了,不是中国仰韶文化的陶器来自西亚,而是西亚的陶器来自中国,因为中国仰韶文化最早的陶器比西亚最早的陶器更原始,中国仰韶文化的陶器处于始祖位置。

西亚的黍的原种,明显是来自中国的仰韶文化。中国中原地区的旱作种植技术来源于中国滇黔高原的旱稻种植技术。

西亚的房屋是土木结构,原始房屋的构造与中国的仰韶文化相同,技术来源也在中国仰韶文化。

西亚的人种属黄种人,黄种人来自中国。

地理环境和考古材料都可以证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不可能是原发性文明,也就不可能是最早的文明。原发性文明,只能产生在中国。

这是环境决定和智力驱动的结果。

3、中国的古城并不是刘仲敬所说的“地窑”

根据历史记载,我国古城的出现时间非常久远。这其实也是基本常识,我在这里也引用一些:

有些书籍记载神农之世已有城池存在,如《汉书·食货志》载晁错言论:“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汜胜之农书》亦云:“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

也有的书籍说炎黄的时候开始建筑城邑,如《路史·后纪》云:“[炎帝]乃课工定地,为之城池而守之。”《史记·封禅书》谓:“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又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邑造五城。”《汉书·郊祀志》载:“黄帝为五城十二楼”。《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

也有认为鲧或禹作城廓的。如《水经·河水注》引《世本》云:“鲧筑城。”《广韵》卷五引《世本》谓:“鲧作郭。”《礼记·祭法》正义引《世本》云:“鲧作城郭。”《路史·后纪一》注引《世本》谓:“鲧置城郭。”《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引《博物志》载:“处士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引《博物志》云:“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

从相关考古资料看,发现的仰韶文化城址、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城址,大约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神农五帝时代,处在夏王朝的前夕,与古史记载是可以印证的。

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我国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共约60余处,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也许这些小的是刘仲敬所谓的“地窟”。但大的为200~300万平方米,用“地窟”的词语就涵盖不了了。

中国考古上发现的古城,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两河流域。其代表性城址如下列所示:

河套地区:内蒙古包头市阿善和凉城县老虎山。

中原地区:河南安阳市后岗、淮阳县平粮台、登封市王城岗、郾城县郝家台、辉县市孟庄。

海岱地区:山东章丘市城子崖、寿光市边线王、邹平县丁公、临淄市田旺、滕州市西康留、茌平县的教场铺、大尉、东平铺、尚庄、东阿县王集,以及阳谷县的景阳岗、王家庄、皇姑冢。

巴蜀地区:四川郫县、新津县宝墩、温江县鱼凫、都江堰市芒城。

两湖地区:湖南澧县彭头山、城头山、湖北天门市石家河、荆州市阴湘城、荆门市马家垸、石首县走马岭等。

距今7800年以前的彭头山,出土的陶器比较原始,器坯系用泥片粘贴而成,胎厚而不匀。大部分陶器的胎泥中夹有炭屑,一般呈红褐色或灰褐色。器类不多,主要是深腹罐与钵,普遍装饰粗乱的绳纹。胎泥所夹的炭屑中明显有稻谷与稻壳的痕迹,是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澧县八十档发现了该文化的城址,遗址大致呈长方形,南北残长一百一十米,宽七十米至八十米。城内分布著成排的房屋,其中有中国最早的高台建筑。城外有一圈壕沟环绕。这座城址可能是中国後来夯土城址的雏形。

彭头山的高台建筑,是中国高台文化的祖宗。高台文化以后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在中国,以山为台,或在高山上建立祭台和房屋等建筑物,形成了中国的“登高”习俗。二个是在古埃及,发展成了“金字塔”,“金字塔”是太阳崇拜的象征物,也是“通天”的祭台。

城头山古城遗址(6000年前)

城头山古城,始建于距今6000年以前。城头山西南城墙,发现有四次大规模筑城的过程,形成相应的四期城墙,从下到上累次加高,每期城墙都有内外坡的堆积层。其中第一期城墙年代最久,距今6000年左右,直接筑造在原生土面上,未见明显的夯筑痕迹。城头山古城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是在河南省郑州市邙山区(现已更名为惠济区)古荥镇孙庄村发现距今5300~4800年,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

叶家庙古城,距今5000年。叶家庙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的城址,是迄今在鄂东北发现的最早城址,填补了该地区新时期时代文化遗址的空白。该遗址于1979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调查发现,由于“兰(州)、郑(州)、长(沙)”线输油管道由此通过,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2008年3月,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组织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古勘探。勘探工作结果表明,这是一处大规模新石器时期中心聚落,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加上周围遗址,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考古人员在城址内发现了城垣、壕沟(护城河)、城门、居住场所、墓地等重要遗存遗迹。通过省文物局、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论证,确定叶家庙遗址为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距今5000余年。

通过调查,结合曾经的普查资料,考古人员在叶家庙古城遗址周边5公里范围内,发现至少存在11个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吴家坟和徐家坟遗址已发掘。证明在环水东岸,以叶家庙遗址为中心,该区域存在一个规模巨大的新时代聚落群,而以叶家庙古城遗址的面积最大。

叶家庙,是典型的城邦,处于澴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古澴川平原的一个文明中心。

石家河古城:距今4800年到4200年,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的石家河,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一座古城,规模达120万平方米。古城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来换算,城内约有30000---50000人口。在这个中心聚落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它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因此,石家河聚落群,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石峁古城: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

石峁遗址是距今约4300年左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这个曾经的“石城”寿命超过300年,可能是夏代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

4、不可否认的文明形式——祭祀文化

在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中出土了一处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大型祭祀场所,已揭露面积700多平方米,据祭祀坑布局的情况,估算其整个面积在1000平方米左右。整个祭祀遗迹呈南北中轴线布局,由主祭(司仪)场所、祭祀坑以及与祭祀场所相系的附属建筑——议事或休息的房子及其附设的窖穴共三部分组成。其中主祭(司仪)部位在整个祭祀场所的北部,由四个主柱洞组成一个两两对称、略呈扇形的排架式“双阚”式建筑,面朝正南方的沅水。双阙的东、西两侧分别有一个和两个侧柱。祭祀坑共发现39个(其中之一为人祭坑),均位于司仪场所的南方。房子为两室一厨的结构,在司仪部位的西侧,面积约40平方米,门朝东。窖穴则分别位于厨房门外东侧以及祭仪场所的右前方。在目前所知中国同期史前遗址中,这处祭祀场所不仅年代早,规模大,且保存有因祭祀所需的各类设施,对研究中国史前人类宗教祭祀活动的行为方式、祭仪的起源,以及祭祀场所的结构和对后来祭坛的影响等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沅水中游的辰溪县松溪遗址和潭坎大地遗址中,也分别发现了同时期属于祭祀性质的蚌塑动物图案和祭祀坑群,说明宗教祭祀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在考古上发现的中国的古城都有大型的祭祀场所。祭祀是宗教的载体,是不可否认的文明形式。

用于宗教活动的贾湖龟甲

5、人文、神话和传说

《易经》必须有成千上万年的观察和经验累积才能形成,是文明累计的产物。

《山海经》是百科全书,对远古地理、动植物分布、动植物种类及习性、山川河流的走向、矿产和物产,人文风俗及崇拜进行了详尽的记载,是文明扩张的结果。

夏娃是上帝用男人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就的,所以夏娃也是男人的后代,夏娃也不可能是人类的祖母。

只有中国的女娲,既是天神,也是人帝,传说女娲泥土造人,所以只有女娲才是人类的祖母。

有火才有文明。只有中国有燧人氏“人工取火”的传说,其他地区没有“人工取火”,西方只有“盗火”的传说,说明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权属中国古人,也说明人类文明之火源自中国,是中国人点燃了世界文明之火。

6、铜器

从姜寨遗址发现的黄铜片、黄铜管,充分说明了在 6500 年至 7000 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对铜的冶练、铸造技术。

7、原始文字和契刻符号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原地区在68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了几十个“Ⅰ”、“Ⅱ”、“ⅴ”、“↙”、“Ο”、“∏”、“△”、“〗”、“〥”等刻画符号,古文字界认为是中国文字的先驱。随后类似的符号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辽河红山文化遗址、甘肃临洮马家窑文化遗址、长江两岸的大溪口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山西陶寺文化遗址等都有发现。另据报道说,考古人员在距今6000—6500年的甘肃大地湾二期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一些神秘符号,并说是中国最早的可能有文字意义的符号。

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7000—7500年的一些陶片上发现有“火”、“⊙”、“井”、“圭”、“▽”等符号,其中“⊙”与甲骨文的“日”字一模一样。这些符号比甘肃大地湾遗址的文字符号往前推了上千年。

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的形成年代,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比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山东大汶口文馋陶器上的文字早2000年。新发现的甲骨契开符号,多载于随葬的带孔龟甲甲板上。这类带孔甲板,是与远古时期人类占卜相联的佩在身上的饰物。从部分契刻符号的形体来看,个别与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字形近似,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

贾湖契刻符号

贾湖甲骨

龙山文化时期,文字恐怕已经形成了,看下面的文字甲骨,它就是商代甲骨文的祖宗。

昌乐骨刻文字

彭头山符号

8、音乐

贾湖遗址(距今9000年到7800年)共发掘出三十余支骨笛同时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6000多年前的临潼姜寨人已经开始使用乐器。礼乐之声,就是文明之音。

贾湖骨笛

----黄饮冰2015年12月6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