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的在上下架之间的《走出帝制》,引起了一轮兴趣和讨论。这本书我还没看,但是秦晖的基本观点我比较了解。看了几位自由派写的书评和发表的评论之后,有了很强的评论这本书的冲动。但是一直没有找时间看这本书,更别提写评论。今天正好看到一个群里提到他的想法,顺嘴说了两句,整理如下:

在自由派中间,秦晖是少有的正确地同情儒家、批评五四与新文化的人。他的同情与批评之后的论证,我都很认同。他的一个核心说法,是原始儒家认同的是小共同体,而小共同体是后来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大政府的反面。小共同体能起到制衡专制的作用,这一点不错。原始儒家认同小共同体,这也不错。但是,秦晖的错误在于,他对儒家采取了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他说,只有认同小共同体的,才是儒家。

对秦制有同情的(这就包括秦以后的很多儒家),都不是真儒家。他这种说法,让儒家这个旧邦不能再维新,在小共同体式的组织不再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现代,这其实是杀死儒家的一种方式。儒家在汉代及其后的延续,恰恰是在保持原有理想的同时,针对广土众民的现代性大国的出现,做了调适。最好的表达,是顾炎武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说法。秦晖对儒家的“原教旨式”的说法,束缚了儒家发展的可能。当然,海外新儒家强调儒家的伦理层面的至上,乃至自由派说的儒家可以作为一种伦理,在小圈子里面被认同,是更束缚、阉割、杀死儒家的做法。

回到秦晖,他的与他给儒家设限相关的另一个毛病,是曲解法家与秦制。但这里,他的一个观点倒是和我的不正统的观点接近,即他认为中国在秦以后进入了某种现代社会。但是,他说中国的是伪现代,是坏现代。他这里的错误,是他从毛和当代的极权政体去理解法家和秦制。法家有厚黑的一面,秦制有暴虐的一面,但法家和秦制同时有现代性大国所必须的、非极权的政治建构的一面,比如理性官僚制。否定秦制和法家的后一面,再通过阳儒阴法、两千年皆秦制的说法,把中国传统政治认定为法家与秦制,这是秦晖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政治的策略。

但有趣的是,几个自由派对他的《走出帝制》的评论,把他对儒家的、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五四与新文化的正确理解给否定了。所以,虽然对他批评,但是如果自由派的多数能赶上他的水平,也算是国之幸事。

——白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