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革,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来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曾国藩道出了湘学的渊源与历史地位。他认为湘学包括“情韵”和“义理”两个方面,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学和学术,古人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湘学是湘人情韵义理追求的纪录。情韵如屈原诗意的思想、情感化的价值观,打下了胡湘文化的底色,给了湘学以灵魂;义理如周敦颐、王船山的艰深探索,点亮了湖湘文化哲学的明灯,给了湘学以思想。湖湘的地理和历史孕育了湘学,镌刻了湘学的特殊品格。

湘学有一种重道的传统。湘人为学追求大本大源,上下求索、天人合一。从屈贾开始,一直到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李白、杜甫、范仲淹、苏东坡,湖湘大地士子先忧后乐,悲天悯人,有一种重视原道和终极关怀的精神。周敦颐把这种精神上升为理论,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弟子程颢、程颐继承和完善了他的思想。后来经过朱熹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濂闽关洛到程朱理学,都与湖湘之地、湖湘之人、湖湘之学连在一起,让湘学与中华儒学在同一个层次发展和变迁;近代中华文化的转变,义理之学变成实用之学,实事求是之学,也关乎湘人湘学,使湘学成了有全国意义的文化现象。王船山以后湘学的思想资源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人文和历史。

湘人为人心怀天下、心系天下、心忧天下。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他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爱莲说》的“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这种境界,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曾国藩的“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求阙”的处世之道,黄兴、蔡锷、宋教仁、胡耀邦等人的气节操守,诠释了湘学湘人重自律、重操守、重气节的品质。郭嵩焘称赞周敦颐、王船山两位湖湘学人:“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这可能与湘学重视道德义理的传统有关。明清两朝都信奉宋明理学,先是亡了明朝,后是亡了清朝。因为亡了国,所以近代学人,包括鲁迅痛斥“仁义道德”,把亡国原因归于理学。其实在漫长的中世纪,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之光。宋明理学是魏晋以后直至隋唐,中华文化迷失后的反思与回归,中华文化的整理与升华,在中华文化史上功不可没。

湘学有一种求变的精神。屈原是求变的,濂溪是求变的,王船山也是求变的,他们都深受《周易》的影响,读“易”思变,趋时更化。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由胡安国首开先声,其子胡宏独创新论,弟子张栻继承其说,而形成湖湘学派,也是求变的。黄宗羲认为“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 卒开湖湘之学统。”《正蒙》是张载的名篇,而《知言》超过了它,超越的是变革经世的思想。这种思想从胡宏就开始了,朱熹曾经对此不以为然。王船山传承的同样是义理之学,但是他改变了宋明理学。历史上当其它地方在传承的时候,湖湘学者往往在求变。曾国藩是卫道士,但是他掀起了洋务运动这一深远的变革,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求变。在道和器、知和行、体和用一系列问题上,湘人往往独树一帜。湘学是在变革中超越其他学问的。这种变革思想孕育出近代湘人中的大批改革家和革命家。

湘学有一种唯实的态度。湘学重理性的同时,重感性,重现实,追求知行合一。胡宏说,“夫人生非生而知之,则其知皆缘事物知。……是以节事取物,不厌不弃,必身亲格之,以致其知焉” 。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后天得到的,是通过客观事物的接触和了解得来的。接触和了解客观事物必须用耳目等感觉器官。他说:“夫耳目者,心之所以流通也;若夫图形具而不能见,耳形具而不能闻,则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在名实问题上,胡宏肯定有实而后有名,他说:“有实而后有名者也。实如是,故名如是。实如是,名不如是则名实乱矣。名实乱于上,则下莫之所以,而危之至矣。”从王船山开始,湘学求实、重实、重器 、重行的精神的特色一发鲜明。从知行统一于“礼”的儒学,知行统一于“理”的理学,知行统一心的王阳明的“心学”,到知行统一于“行”的船山学,千年湘学使中国哲学为之一变,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革故鼎新的锐利武器。湘人毛泽东写出《实践论》这样论述知行关系的佳作,绝非偶然。

湘学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湘学其实是百家之学。湘学存在于湘籍人士之作中,如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等;流寓湖湘人士之作中,如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张栻等;研究、传播湘学人士之作中,如胡氏父子等;对湘学有巨大影响人士的相关之作中,如张载、程氏兄弟、朱熹以及王阳明等。湘学实际上是后发之学。屈贾之后,两宋之前,湘学基本是李肖先生所谓的“流寓学者”在支撑。湘籍人士自己做的学问自两宋兴起,元明消沉,明清之际虽有王船山,但其学术成果在当时并未彰显。湘学在清末再次勃兴,影响至今。濂溪的理学框架本来就是吸收儒佛道诸家精髓,改造出的新儒学。程朱理学包括湖湘学派的学者大都是外省籍人士。王阳明对湖湘文化的深远影响,王船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吸收,都是湘学嬗变进步的动力。湘学是一条开放的河流,吸收容纳了各地各派学术思潮,成就了湘学之博大精深,推动了湘学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