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光录》是贵州省锦屏县敦寨镇亮寨司千年古苗寨龙氏家谱,现仅存一套。《迪光录》在写法上,既具有一般家乘族谱的特点,而且也具有地方志书的特色,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因此,其内容不仅是一般族谱的内容,其意义也不仅是一般族谱的意义,它也可以被定义为古代一方社会的百科全书。其对研究地方史、地方志,特别是研究贵州苗侗等少数民族发展史,有其特殊的意义。同时也为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及古代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难得的资料。

据《迪光录·纪乱》中所记载的明清两代这一地区的小规模“苗民动乱”有数十次,大规模的“苗民动乱”共有5次,分别在明景泰六年(1455年)、清嘉庆元年(1796年)、咸丰五年(1855年)、咸丰七年(1857年)和咸丰八年(1858年)。为什么在这一地区几百年间会出现如此多的苗民动乱,以下将逐条分析。

其一,就地理位置而言。锦屏县位于贵州省东缘,黔东南州东部,东与湖南靖州相邻,是处于湘黔交界地带,湖南与贵州地方政府疏于管理的边缘地带。因为疏于管理,导致的政治秩序混乱为苗民的动乱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条件。

其二,就其苗民文化而言。亮寨人口由苗、侗、汉三族构成,其苗侗人口占大多数,其苗侗文化也相对于乡里文化(汉族)更占主体地位。而苗侗自古民风彪悍,在遭到汉族为代表的地主文化压榨时便会产生相应的动乱。

其三,就其民众文化程度而言。当时的亮寨因处于边远地区,民众文化水平低,偏信于愚昧的宗教文化。据《迪光录》记载:“黔中教匪五公经者,乃唐、郎、宝、志、化五妖术也,其教类巫师癫狂跳舞,不食犬,不嘬椒,不信圣贤,专毁神庙。唐教陈大六乱麻哈,郎教沈大六乱独山,宝教贺达恩乱瓮安,志教罗光明乱八寨,化教陆攀桂乱古州,延及黎属。”如此之多的带有暴利色彩的宗教组织,也是酿成此地苗乱频发的原因之一。

其四,就其赋役的情况而言。封建统治者对当地人民的超经济剥削情况非常严重,这主要体现在田赋与夫役上。

在田赋方面,据《迪光录》记载:“清康熙二十七年,朝廷户部刊发易田由,仅亮寨司田一千六百零八亩二分六厘二毫,每亩起科本色米二升四合六勺三抄四撮六圭二粒八粟。乾隆十五年改征一米二谷,每亩征本色谷四升九合二勺六抄九撮二圭五粒六粟,每亩折色米七升零七勺七抄三撮五圭二粟,每石折征银三钱五分,每亩共征折色轻赍银二分四厘七毫七丝零七微三尘二纤,起征条编银四分零七毫七丝四忽七微七尘八纤二渺,马馆银二厘六毫八丝零四微五尘一纤八渺。雍正九年改征半银半米,每斗作银九分,每亩共征条马银二分一厘七毫二丝七忽六微一尘五纤,每亩共征米二升四合一勺四抄一撮七圭九粒零。乾隆十五年改征一米二谷,每亩共征谷四升八合二勺八抄三撮五圭八粒零。又额外招出苗灶寨认纳无亩苗粮折色米一石二斗六升,每亩折征银三钱五分,共征折色轻赍银四钱四分一厘。”如此增加的田赋,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亮寨人民的生活负担。

在夫役方面,据《迪光录》记载:“全司夫役派为九爪,划江为界,江左四爪半,江右四爪半。视夫多寡分爪,均派其期,上半年走江左,下半年走江右。上半年闰则六月十五日分;下半年闰则七月十五日分。走右则右,走左则左,当如夫不足,又有通融挪借之例。小夫沿途递送,大夫由平江更换,上至新化,下至锦屏交卸。江左九南一爪,竹山坪、捧寨一爪,平江、捧寨、程寨,果园一爪,颓寨、芹田一爪,芹荡、敦寨半爪。江右地步、罗丹、空寨一爪,龙池、架寨,首寨一爪,笋、满、赖寨一爪,曾董、胡屯、营盘弯一爪,司内半爪。”夫役征派,只有地方和时间的界定,而没数量的规定,这又为土司及基层官吏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亮寨人民的生产负担。

以上田赋夫役是公开的、常规的。而那些地方官员乃至土司,为中饱私囊,层层讨好,向老百姓随时随意巧列名目敲诈勒索的事也为数不少。如此对亮寨人民的超经济剥削,导致民怨的积生,也催化了“苗乱”的产生。

其五,就汉奸对其的危害而言。此处的“汉奸”指的是汉人中的奸诈之人。据清代徐家干《苗疆闻见录》载:“苗疆向有汉奸,往往乘机盘剥。凡遇青黄不接之时,则以已所有者贷之,如借谷一石,议限秋收归还二石、三石不等,名曰‘断头谷’。借钱借米亦准此折算。”“日久恨深,则引群盗仇之,而乱机遂因之而起。”这种在经济上的民族矛盾也加重了苗民的动乱。

历来“苗乱”,除部分地方股匪串而成伙,拦路抢劫,打家劫舍,危害人民,扰乱社会外,其它的多与官府重赋,土司勒索,汉奸盘剥,激愤苗民,官逼民反所致。

虽然封建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解决“苗乱”问题,例如明清两代朝廷对土司多次的加封和对土司家族的长官世袭,还有康熙年间在亮寨司“开上进之途,兴教育之风”。但这些措施终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苗地的动乱问题。

追究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不在根本的封建制度上进行大的改变,用多少实用的措施都不能在根本上解决“苗乱”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其他少数民族的动乱问题,以至于不能解决整个中国的动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