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精神传统之当下受用

——3月11日在湖南大学松林斋的演讲

尊敬的林河老先生,各位湖南大学的老师,各位自由主义者,各位作家、诗人,下午好!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使我今天有幸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湖湘精神传统之当下受用”。

我读高中的时候,教语文的老师说,他的母校湖南大学有个自卑亭,因其独存的精神意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难。至于是否如此,我没有考证,搞不清。来长沙工作之后,我才知道,湖南大学的前身是岳麓书院,清康熙二十六年(西元1687)长沙府同知赵宁修建一亭于山书院东南侧,其名曰:自卑亭。取自《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赵宁在《自卑亭记》中说:“惟自书院达江数里,往来无所蹔息,彼负笈至止者,欲少从容揽胜概,而无一厦以避风日,岂非缺略乎?于是度于道中建一亭,俾与‘高明’、‘中庸’遥相睇瞩,名曰‘自卑’。盖尝闻之师矣,强急之趋,半多颠踬;骤蠟之行,无稗率循。彼夫圣贤之道,功极位育,而修之只在戒惧慎独之中,体之不外夫妇伦常之际,不益信登高行远之有自哉。於戏!游斯亭也,仰高山之靡遥,景前修以遵迈,其于学亦思过半矣。”他的意思是讲,儒者修行下学而上达,自卑至高,登霞升远,日新日日新,极于中庸。中庸之道,在于至诚,至诚无息。匹夫匹妇皆能明之,百姓日用而不知。应该说,我们是自卑人。是故,我们当由此而极乎中庸,有体有用,经邦济世,建设好当下的湖湘文化。

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我作为一个未登湖湘文化精神堂奥的青年人,今天在岳麓书院后面的松林斋讲“湖湘精神传统之当下受用”,有点不合时宜,似乎是自作孽,因此希望诸位抱着宽容的心来对待我的演讲,有欠缺之处,还望诸位提出批评,也好我继续思考这些问题。

说到湖湘精神传统,必提及湖湘文化的历史渊源。学者万里说:“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蕴涵丰富。从广义来看,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而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从狭义上说,则是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民、各个时代的移民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他又说:“一种文化系统的独立存在说是否能够成立,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并且在事实上获得了某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而在乡土观念和认祖情怀非常强烈的中国,这种对某一特定文化的认同不能不体现在对乡土的认同上,而文化精神则是在对特定地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抽象升华产生的。从这重意义上看,湖湘文化首先是一种地域乡土文化。华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如此,湖南人对湖湘文化的认同也是如此。离开了故土的华人或者湘人,就是靠这种文化精神和乡土记忆来维系着其与故土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他认为湖湘文化是独立于楚文化之外的一种地域文化,起源于远古时期,至近代异军突起,异彩纷呈。

而 “文化”与“文明”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在一个“化”字,它指的是一种过程,“文明”重在一个“明”字,它指的是一种状态或程度。

湖湘文化是什么,它是自古以来湖湘地域上的人民对心灵、肉体和精神能力的培养与化育之过程,它永远指向未完成。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创造,皆可说是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精神,或曰湖湘“民族文化精神”,是湖湘地域上的社会群体所特有的精神取向和精神风貌,是湖湘地域上的社会群体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观念的总和。按照近代哲学家贺麟对“文化”即“精神”的阐述,它具有永恒性。我们今天称作“湖南人的精神”。因前辈学者多有研究,我就单刀直入,直接述说一下我们“湖南人的精神”。

一、夷夏互变、天下为公的民族精神

网上神交已久,但我今天第一次和枕戈学兄见面。我们见面就辩论起来。我指责目前许多的学术研究中了洋奴主义之“西毒”,是中医学上的“脓包”。脓包,是外毒内侵的溃疡。我真心希望枕戈学兄能宽容我的批评。

学者一般认为夷夏之辨源于春秋公羊学。在公羊学家看来,夷夏之辨的标准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文明程度低,无礼义文教的野蛮者谓之夷狄,文明程度高,有礼义文教者谓之诸夏。仁义道德是夷夏之辨的最根本标准。在春秋前,“攘夷”具有种族之辨的性质。但孔子作《春秋》注以时代的新命,无仁义道德者书以夷狄,有仁义道德者书以诸夏,将种族意义上的夷夏之辨上升到文化道德之辨。孔子超越古代种族划分夷夏的传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次觉醒,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了很独特的性质。

在孔子看来,夷夏之辨以文化道德为转移,并非有绝对的界限。夷狄有德可进而为诸夏,诸夏无德则退而为夷狄。在宋代的湖湘学派中,胡安国是研究春秋学的大家,他大讲华夏夷狄之辨与君子小人之分,在胡安国的春秋学思想中,华夏夷狄之辨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最优先的价值。《胡氏春秋传·序》说:“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而反之正”,“五经之有春秋,如法律之有断例也”。王立新教授认为,特别强调夷夏之辨,是湖湘学派的整体特点。而在明末清初有着春秋家学渊源的王船山那里,强调华夏政权不能落入夷狄之手,否则“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九中,王船山斥桑维翰为千古罪人,乃在于其献策、鼓动石敬瑭依附并称臣于异族契丹,以求援助。名为国谋,实害天下。在王船山看来,有一时之正义,有一代之正义,有万世之正义,而民族大义乃是万世之大义。天下为公,而并非一姓之私。故一民族之文化独立乃是万世大义,天下之大公。

在近代,华夏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国不将国,几近灭种。坚持夷夏之辨的学者诸如王先谦等被当作保守反动派,以至于在今天成为“定论”。当下,西方洋奴主义盛行,外毒肆虐华夏,民族主体性几近丧失,国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重新提出夷夏之辨在今天极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应赋予夷夏之辨以时代的新命,使之成为一种健康正当的民族主义。我们反对种族主义,但并不反对健康正当的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具有不为外在任何一个民族所剥夺的历史本位性与独立性。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具平等存在的权利,因此保障民族文化的存在权已经成为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

正是如此,我们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之中,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严守夷夏之辨,坚持不渝一种健康正当的民族主义,应对世界之千变万化。只有坚持民族主体性,才能具有世界性。任何一种自我沦丧的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都是洋奴主义西毒。因此,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舶来品,我们应有限性地、批评性地接收。而不是冠以中西结合的名义,确立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实以西压中,扼杀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目前的“公元”纪年,如“公元2006年”,它是以耶稣诞辰为元年纪年,根本不是我华夏民族的“元年”,一西方民族的私“元”,何来“公元”之公?

走在现代化的大街上,我们几乎看不见民族性的建筑,几乎看不见民族性的服饰……这是何等的民族耻辱啊!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夷夏之辨的例子,就是禅宗。印度佛教东传华夏,最终完全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因此我深深地相信,经过若干年的文化斗争,我们目前的这种局势一定会因为民族的觉醒而重新确认自身的民族本位性。

二、文质相复、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

在湖湘精神传统中,湖湘地域内的民族一直有追求质的真生命的精神传统,类似于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质的真生命“无待”,不受良知之外的任何挂碍制约。在远古时期,三苗、蚩尤等部落的遗族为民族的独立斗争不懈。春秋战国时期的湖湘先民即处于酒神状态,习俗喜歌善舞,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喜庆,祭祀天地,行军作战都要起奏音乐。考古资料证明,当时长沙的管弦音乐和打击音乐都很发达,并出现了专业音乐演奏者、乐师及专业乐队群体。此外,当时的先民信鬼神,好祭祀,因而祭歌和巫歌巫舞在那时的流布相当广泛。

沉醉于质的真生命中的民族至诚而生生无息,具有无穷创造力。质的真生命天人合一,不受良知之外的任何挂碍制约,反对任何外在的力量对真生命的扼杀。规则堆积之处,必是生命僵死之所。在湘西田野考察中,我们仍然可看到有着自由真生命的侗族青年男女自然欢歌,他们并不受“礼教”束缚。而在湖湘境内的少数民族诸如“行歌坐月”之类的习俗、节会中,自由的真生命处处皆是。

在宋代,私人书院教育以反对科举相标榜,抵抗制度与名利对人性之扼杀。当然,湖湘学派更是反对世俗名利对真生命的腐蚀。尤其是胡宏拒绝秦桧推荐去做官,宁愿当岳麓书院的山长。

读明末清初的大儒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俟解》等,我们可知道,王船山要给专制独裁帝政刮骨疗毒,祛除扼杀人性之种种病灶,还世人原本的质的真生命。四百年后,浏阳谭嗣同继承了船山的真精神,著《仁学》,宣称要破除种种束缚,正如《仁学·自叙》说的:“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谭嗣同抨击三纲五常,斥责名教杀人,主张推翻独裁帝制,还生民之自由的质的真生命。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隘,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谭嗣同)始也。”

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继承了浏阳谭嗣同的思想,为推翻满清帝制和实现民主共和奋斗了一生。而蔡锷则为四万万国人争人格,发动护国战争,使得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杨毓麟《论道德》云帝制中国以“非道德”杀人,惟有推翻旧社会,始有真生命出。黄兴、蔡锷等为首的辛亥志士群体,他们身上涌现了追求真生命的精神。这一点,走上我们后面的岳麓山,看看那些烈士碑就能知道,这里的青山有幸埋葬了无数烈士。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的《达化斋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追求原始真生命的焦虑。尤其是他观察到了西方教育界的“划一主义”使得制度僵死扼杀真生命的事实,倡率国人改良陈制。而青少年毛泽东则雨中裸奔于岳麓山,曾提出“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之口号,是对原本的真生命有着自然的默契。而毛泽东主张取消考试,似乎更是看到制度杀人的残酷现实。

世俗之种种网罗杀人,不仁不义。自古以来,湖湘精英们就与之斗争不懈。今天,我们要唤醒已经麻木不仁的世人的“天良”。熟悉湖南方言的应知道,老百姓喜欢讲的一句话:“你要讲天良!”什么是天良,它是天贵良知,在孟子看来,它是至高无上的天爵,不与世俗的人爵相对。天贵良知是上天赋予的绝对超越世俗的“仁义”,它能使世人开启原本的真生命。

儒家讲麻木不仁,是指良知沦丧,智慧与人性残疾。如桃仁、杏仁,满怀生意,灵根自植,全然自足。而湖湘地域内的少数民族,更是满怀生意、灵根自植、全然自足的民族。

文化之“过程”即是文质相复之“过程”。“文”即外在的种种,质即真生命精神。文之疲弊,则救之以质。质之病野,则救之以文。文极必质,质极必文。文质相复,循环相激。历史并不是进化的,而是文质相复。这一点,在湖南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道那里,似乎可得到一些启示。人工栽培稻驯化过度,则与需野生水稻杂交提高产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知道,田间野生植物繁殖力异乎寻常,因它们是原始的质的真生命,具有生生不息的顽强活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有生”。

德国哲学家尼采看到了文史之疲弊,提出“权力意志”,强调一种野的生命力来拯救对当下奴隶生命。在尼采看来,人类原本是自由的真生命,因文化一启,人逐步沦落为外在网罗的奴隶,文化日益发达,奴役日益严重。文明之路,恰恰是人通往奴役之路。而尼采还批判当时的教育制度杀人,把真生命的人变成一个个奴隶,使其丧失独立自主性。

在湖湘文化历史之中,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追求质的真生命的传统,它自三苗、蚩尤那里发源,甚至更早,通过王船山、谭嗣同、黄兴、蔡锷、青年毛泽东等,一脉相承流传至今。

三、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豪杰精神

钱基博先生云湖南人有独立的根性,见地甚深。其在《湖南近百年学风》中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其然也。”

杨毓麟《新湖南》云湖南人敢为天下先,“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无所表现,其影响仅仅及于学术而未大显。……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故吾湖南人之奴性,虽经十一朝之栽培浸灌,宜若可以举根而固蒂也,然至于今日,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

湖南大学丁平一教授也认为,湖湘文化其独立之根性在于“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屈原在《橘颂》中早已歌唱了独立不迁的精神:“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王船山“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他不仅独立不迁,不依旁外人,还要希圣贤希豪杰,在《俟解》中说:“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托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长沙理工大学刘范弟教授认为,早期湖湘地域内的三苗、蚩尤即是这种精神的源头,绵延数千年不息。其先屈原流放湖湘,追问天地,乃作《离骚》、《九歌》;中有周敦颐开创近世新儒学,后有王船山隐居瑶洞著书立说。至近代,“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成为湖南士民敢于冲决网罗的文化底蕴,它演化出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和反封建精神。湖南的维新志士继承了这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杨毓麟等维新志士无疑都是这种文化精神的代表。

重新审视当下,在网罗杀人甚于任何一个时代的情况下,我们异常需求独立不迁、自我意识强烈、不肯调和的豪杰精神。乡愿曲学阿世,祸害苍生,实为时代之罪人。只有弘扬这种湖湘精神传统,才能真正开显原本的真生命。不然,邪毒肆虐,牛鬼蛇神,群魔乱舞,恶厉吃人!我读大学的时候,请人写过一副字,曰:“目中无人”,许多“人”以为是我狂妄自大,其实不是,是因我看见的尽是活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使命,我希望在座诸位年轻人,肩负起当下这个时代的使命,继承湖湘精神传统,借得桃木剑,斩尽阎罗与活鬼!

我再次衷心感谢大家。

黄帝纪元四七零四年丙戌二月十二日

西元2006年3月11日于湖南大学松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