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湖大开创了《湖大青年》?这个问题也许很奇怪,因为它本来就是湖大的,就是湖大青年。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叫别的名字,而一定叫《湖大青年》呢?为什么这个以学生为主的这么一份刊物,能够在新的时代不断创新发展?比我们以前发展得更好,这毫无疑问。

关于湖南大学我们曾经有一个说法,那就是湖南大学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学。这种开放性,让很多从欧美回来的人士感觉很适应。因为哈佛同样是一所没有大门、没有围墙的大学。在哈佛开车稍微开慢一点,你会听到后面传来不耐烦的喇叭声:一开始我很不适应,我觉得美国人这么文明,怎么到了哈佛就不那么文明了,后来哈佛的同学跟我讲,他是认为你这个车开得不好,你不配在哈佛开车。

这件事给我带来一个启示,就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才有了八十年代初湖南大学的“百废方兴”。大家知道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做《归来》,可能很多同学没有看过,但你们的父母亲可能会看,因为这实际上是个很老很老的一个故事,归来的故事到现在也将近快60年了,那是57年反右的故事。当然那样一个年代正好是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60代生的,考到湖大来的时候,就见证过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疯狂的年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彻底被扭曲,每个人都是一个政治性的符号,每一个人都站在一个政治性符号的立场上去审判别人攻击别人。

天马山、凤凰山,是湖南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直到今天山上仍存留着当时湖南大学的同学们跟长沙市工人造反派对抗的战壕。那时候师大出思想,湖大出技术——我们理工科大学懂得如何造枪、造炮。那时候武斗都是真打。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进到湖南大学,我是79级,已经是第三届。刚才主持人的介绍有个错误,我们没有什么少年班,我们班还有一个比我小的,还不到15岁就考到湖大了——在我们班,我在年龄上是倒数第二名。

当我们重新回到大学生活,开始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有幸在这样的一个大学里面:在我们校园中心,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岳麓山,是岳麓书院。虽然我们进湖大的时候岳麓书院还没有修复,还完全是一片荒芜。那时候搞军训我们练习瞄把子,岳麓书院那个时候大门和讲堂之间没有第二道门,二道门是后面写着“藏之名山”的对联的那个门,这是后面修复的。军训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大门的地方,靶子就放在那个忠孝廉洁堂那个地方。就那么天天瞄那个地方。如果不是有岳麓书院,不是我们天天瞄着岳麓书院练自己的眼神,我可能今天也没有这么有文化,因为我们的文脉和历史被割断了。

正是因为我们有幸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第一有岳麓书院,第二有一个开放的岳麓山。古代的时候,岳麓山实际上整个就是我们岳麓书院的后山。岳麓书院作为当时全国最好的一个书院:前面,我们看到桃子湖这一片是岳麓书院的学田,它的田租专门来养岳麓书院的学生,办学条件很好;后面,整个岳麓山是归属于岳麓书院的后山,那么这些学子们这么有创造力,是跟这座山分不开的。

大家到山上去看,我曾经在十年前即04年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我们湖南大学跟湖南财经学院、湖南省计算机专科学校合并之后,我们在筹备校友会的时候,因为几个学校的历史背景不一样,各方面的人才特点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北京的湖南大学校友会组织起来的时候,我审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觉得很有交流的必要性,后来我就写了一个我对岳麓山的认识,我在很多场合也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讲“湖大青年”,就是因为我们背靠着岳麓书院和岳麓山,那什么才是我们的“岳麓文化”,最简单最直观的,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站在那里,我们的岳麓文化创造了非常辉煌的事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看岳麓山上埋的那些当年辛亥革命的革命功勋,他们是按照官大官小,官小的埋得低一点,官最大的黄兴埋得最高。还有蔡锷,这些都是有等级讲究的。毫无疑问这么多伟大的人物,给岳麓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但是他们同样也是这个岳麓文化培养出来的。

那个这个岳麓文化是什么,我感受到的就是岳麓书院的文化。岳麓书院那副对联,大家一看口气很大。我想今天应该有我们文学院的同学,他们就了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有一种解释,这个“惟”与“于”都是虚词,虚词是一种感叹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我们楚国才有人才,只有这里最牛逼,不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很多不是学中文的人搞不懂。

但是话得说回来了,这一期《湖大青年》不是有我的两篇文章吗。其中一篇文章里面我翻到了一段话,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的观点——当时,胡锦涛还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所以我本高校共青团的团刊里,我记得我还引用了胡锦涛当时的话。团中央书记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说到,共青团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你们如果要在《湖大青年》工作,就要善于抄文章,要把领导的话放在前面。

当时胡锦涛是团中央书记,他很重要的一个恩师胡耀邦是我们湖南人,所以为什么这次胡耀邦去世25周年前夕,胡锦涛来了湖南,大家都说胡锦涛到了湖南大学,其实不是,人家是去岳麓书院,了一个多年未了的愿望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湖南人栽培起来的,他始终是把胡耀邦当做他的榜样,那么,他在胡耀邦去世之前的日子来湖南,来湖南第一看岳麓书院,第二是了解湖湘文化,到了浏阳,当然到了湖南大学到了岳麓书院。

因为当时(胡锦涛)退休了,他很讲规矩,不要那么多领导陪着。据说,当时湖南的书记省长把他送到岳麓书院后就离开了,参观没有陪。参观就是我们朱汉民院长陪着。后面媒体关于胡锦涛这次来我们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表述的一个观点,是通过朱汉明院长转述的。是否正确呢?我们相信我们朱院长说的话也是有依据的。其中有两句话,我们朱院长说,一是:胡锦涛同志站在岳麓书院大门口对着那个对联说,“湖南人配得起这幅对联”。第二,他参观完了以后,说:“每到重要的历史关头,总有岳麓书院培养的湖南人站出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个话对不对,我们仔细一想确实对,从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入侵,到改革开放胡耀邦、朱镕基这些伟大的领导人物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湖南人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说这个话呢,难道说我们有又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吗?同学们,确实是。所以我演说的时候,经常借用了一句话的模式,作为我演讲的题目——“中华民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的时候了”。过去我们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现在我的结论是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了,现在这个观念越来越被大家接受,很多媒体包括我自己的书里面都是谈到这个东西。

过去,我们湖南人受到岳麓山、岳麓书院包含的深厚的儒家理学的思想文化熏陶,那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关头,每一个关键时候,我们确实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我们熟悉的,比如说清朝到了中叶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办法去应对西方的挑战了,因为帝国主义的重炮利舰,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力量,更根本的是他们的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殖民化扩张中,所带来的一切新的制度、思想和文化,我们当时的文化传统是无法应对了,所以才会有我们那个时候大的溃败,小小的几个炮舰,逼得我们要签不平等条约。

更好玩的的是,在应对这种西方文明挑战的时候,我们又产生了一个独特派别,这个派别是什么,就是太平天国。洪秀全考秀才,跟左宗棠倒是很像,很年轻就考了秀才,后来考举人老考不起,一气之下病了,病了以后做了个梦,据说他不仅发高烧,然后等他病好了梦也醒了,这个梦是什么?说他梦见上帝给他一个指示,说耶稣是我的大儿子,他的任务是把我们的思想和信仰在西方传播,你的任务是把我的思想传达到东方去,于是乎他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耶稣的弟弟了。然后他搞了个拜上帝会,学历史的同学应该对这有一些了解,拜上帝会就是洪秀全打着耶稣基督的名义,从西方文化借来一些东西,挑战我们国家的秩序,建立所谓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一开始很厉害,所向披靡,它从广西起家,打下当时广西的省会挂林,打掉了湖北的省会武汉(湖广总督所在地),安徽的省会安庆,江苏的省会苏州,浙江的省会杭州以及两江总督的所在地南京,全部统统被他占领,唯独没有打下的一个城市是长沙。但是我们长沙人民胸怀宽广,我们给太平天国的一个被打死的王立了一个像,就是天心阁下的一个骑马的人,那个就太平天国的一个王。不管怎么样,这也代表了西方文化挑战中国的一个反映。

这个时候整个清王朝信奉儒家,我们现在还追求新儒家。可惜那个时代儒家已经有点扛不住了,扛不住了怎么办?但确实又是我们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以曾国藩为代表,湖南湘乡人郭嵩焘,湘阴人左宗棠,益阳人胡林翼,衡阳人彭玉麟共同组成的湘军统帅们,他们一帮书生打出了一个旗帜——卫道,镇压了太平天国。洪秀全打的西方的旗帜,而我们要捍卫中华文化的道统,作为汉人中间的知识分子代表,不能说我们是捍卫满清王朝的异族人的统治,那个东西是要挨骂的。我们的目的是卫道,捍卫我们中华的道统文化,一帮书生组织一帮农民,还真把这个太平天国灭掉了。

最终,我们封了一大堆候。为什么没有封王呢?因为虽然慈禧太后讲,谁给我灭了太平天国,就给谁封王。但因为湘军将领不是满族人,不能当王,所以只能封候,但是封了大堆候以后,慈溪太后也觉得亏欠了曾国藩,最后说你还有什么要求,只要我能给你的东西,我都赏给你。曾国藩就很不客气地说,让我把我老师的书公开出版。他的老师是谁呢?就是王船山先生。湖南人为什么会有曾国藩、左宗棠出来,是因为在此之前明末清初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王夫之王船山先生,但是因为王船山先生始终不愿意投降,他曾经造反带了一帮农民去对抗清朝的铁蹄,可是打他不赢。打不赢怎么样?他就躲到山里,一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打把伞还要穿一双木屐,因为他要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他是明朝的人但是这个老人家在山里没事干,就天天发愤写书,研究了很多问题。他对所有的重大的思想文化问题都有研究。所以王船山全集有很大一堆。在我们湖南人里面,王船山确实是我们湖湘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

他不承认清朝的统治,清朝也不承认他,所以他就等于一个动乱分子、叛乱分子,但是曾国藩把他老师的书公开出版,以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给他老师平反了,所以才有了《船山全集》流传下来。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湖湘文化的儒家文化这一脉之深厚,你们猜王船山之前是谁,那更不得了,整个儒家文化第一个圣人是孔子,第二个就是我们湖南人周敦颐先生,他是道县人,我们中国文化第一次面临西方文明的挑战是什么,大家看《西游记》,《西游记》里面唐僧去取经,取经学的是那个佛家的文化佛教的思想。明天听说星云大师要来,我不能说不好。但是佛教的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是有矛盾的:中国传统思想讲积极有为,讲要尽孝道,佛家一来,讲一个“空”字,所谓缘起性空,大家都熟悉一个说法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当然这个“色”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好色的那个色,这个“色”讲的你对世界的一种感知,你的眼睛看到的鼻子闻到的皮肤接触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色”,就是各种各样的感受。按这种说法,当你感知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本体东西,能被你感知到的恰恰都是一个空的东西,色即是空,空也即是色。

我们到岳麓山上稍微往上爬一点,就看到了麓山寺,我们那副对联也很出名: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佛教传到中国来,最早是在东汉洛阳白马寺,可是到了汉朝末和魏晋时期,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没多久,我们湖南就有了佛教寺庙,就是麓山寺——湖湘第一道场,湖湘土地上最牛的一个庙。我估计星云大师也会到我们湖南省佛协所在地看看。那么,岳麓文化除了我刚才讲的岳麓书院儒家文化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还有另外一种精神——看得开放得下的精神,“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我们经常讲湖南人的精神中,有一句话是“要死卵朝天,不死又过年”,这是什么精神呢?这就是放得下来,你如果放不下来,天天怕死,你天天算账今天是赚了还是赔了,你怎么敢于去奉献去牺牲呢?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贬义词,恰恰我们(按照基督教的说法)都是来自于尘土又要回归尘土,所以才要珍惜我们当下生命的意义,才要展示我们自己生命的火花。那时候我们同学,写情书被女同学拒绝了,谈恋爱一旦失败了,很多人想不通就跑到麓山寺,他想求个解脱,放下嘛。

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我们岳麓山的文化中间还有更高的一层,当你从那个空的诱惑中间走出来,你再往上上走,走到山顶的时候,你会看到哪里?岳麓山山最高的地方是云麓宫,是我们道家的一个道场,云麓宫是什么感觉?那就是你到了最高的地方了,也就是说你刚健有为积极努力的“实”过,又经过了这个麓山寺这个缥缈的“空”,然后再到最高的一个地方一看,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我们经常讲读书的三重境界,一开始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可是读到一定的程度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山也不是山,水也不是水,但是到了最高境界你会发现: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

这就是我们从岳麓山本身去感受我们的麓山文化,我们的最高境界,是云麓宫上那副对联所表达的意思。岳麓书院的对联好背,你们都能背下来,麓山寺的对联我刚刚已经背过了。云麓宫的对联是什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什么境界?第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从哲学上讲是“本体论”,因为我们儒家的孔夫子是不谈世界是什么的,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们怎么样把当下活好,把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解决好就行了。所以我们道家厉害在哪里?他把这个东西搞了一个模式,道生一。道是什么?道法自然,所以后面的下联我们也可以讲是一种价值观,也可以讲方法论,就是人向地学习(法是效法的法),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己,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所以说,小小一座岳麓山,蕴含了这么多深厚的儒、释、道三家的文化。为什么我们湖南人有周敦颐先生这样的伟大人物,把儒释道三家融合起来,使我们中华文化在面对第一次西方(印度)文明挑战的时候,能够顺利应对。佛教传到中国之前我们是独尊儒术,汉武大帝的帝国是统一的思想,佛教传进来以后,魏晋南北朝就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年代。所以才有南北朝的名士风流。我们有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当时魏晋一个著名的名士,他在家里从来是不穿衣服的,有人说你这个读书人怎么这样,他说我是以天地为房,以屋子为我的裤子,你怎么钻到我的裤裆里面来了,这个说明我们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在面对佛家文化挑战的时候,在空与色之间,在这样一种转型过程、融合过程中,确实产生了很多新的奇葩。

而这些奇葩,最后谁又把它们归拢了?就是周敦颐先生,融合儒、释、道,创立了理学。他既解决了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的世界是怎么演变的问题;还解决了我们应该怎么为人处事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才有了儒家的所谓的复兴。现在我们湖南大学著名的杜钢健教授以及我们湖南的一些年轻人,天天在喊新儒家,新儒家的复兴。你们没有一个周敦颐这样伟大的人物出来,这是在瞎吵。

我们现在中国文化的现状,确实是有点像当时我们面对佛教的挑战。这个新的挑战,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确实需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融合这些新东西。但是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回归,如果是简单地回到儒家就可以了,那我们还要革命干什么,还要后面这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干什么?恰恰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确实要直面这个挑战,我引用一下我们习主席的观点,他特别强调“融合”,强调文化的融合。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被卷入了全球化进程,进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甚至已经成为这个进程很大的动力了,我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去虚张声势的。但是不能食古不化,换句话讲我们岳麓文化是多元的、包容的文化,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英才。因为我们继承了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继续没有围墙,我们继续是一种多元包容的开放的文化。

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体会就是我们要好好读岳麓文化,这是一本无字天书。我在这个山里呆了7年,读书4年,工作3年,我当时住的那个房子,正好冲着清枫峡。风一吹,感觉满面仙气,当时我同学和女友约会都到我那去,因为我自己有间房子,开玩笑,不扯远了,不然我们老师工作不好做啊。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深厚的、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文化,才使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敢于有底气去创办一份叫“湖大青年”的杂志,为什么叫《湖大青年》呢?因为很简单,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一种理想主义的影响,我们非常佩服的是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而当时团中央的刊物叫做《中国青年》,我们在湖大只能叫《湖大青年》了。我们还能叫别的青年吗?结果当时请了一个学设计造型专业的美女设计封面,你看那时我们的封面非常性感,这里黑白阴阳两面像太极一样。除了注重多元性和包容性,我们也特别注重了青年的特点——青年是红唇,多么性感的红唇在这里。这样的封面,我相信可能今天我们的团委都不敢用。当时我们这个不仅是敢用,还一直坚持下来了。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大”字设计的像个“北”字,所以好多人问怎么搞了个“湖北青年”出来?

这样的一种封面设计,表达了一种什么理念?现在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中国从一个全民的疯狂的时代走出来了。我们岳麓山下走出来的湖南人,以胡耀邦先生为代表,他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平凡冤假错案,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现在来看,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是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达到的一座高塔。在那个改革开放的氛围下,当时的八十年代应该是一种全面改革的思想。

刚才我翻看我自己之前写的这个《高校共青团改革探讨》,现在发表出来也不对。作为湖南大学的团委宣传部长,我给你们念一小段我当时的观点:“共青团如果不主动运用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调节自己的活动,适应社会和团员的需要,赤裸裸的客观规律是不会为共青团养老送终的。”同学们啊,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团委的宣传部长敢这样讲。这是84年的12月份在一个全省性的共青团工作探讨会上我的一个讲话提纲吧。但是这个落脚点太吓人了。

换句话说,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打开国门解放思想,各种西方的社会思潮如潮水般涌到我们的大学校园里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亲身感受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面对那样一种思想的禁锢,那样一种斗争的哲学,人们普遍有一种“求变”的行为。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我们当时的改革开放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所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我来说是最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好的时期。好就好在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就好在那个年代所有的青春梦想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而不像现在,我们又陷入了一个怪圈,现在要“拼爹”了,要拼这个拼那个了,而那个年代没有爹可拼。那个年代也不像现在,资本的力量赤裸裸地压在大家头上。那个时候我们上大学还有助学金,毕了业到处是工作,没有市场经济的压力。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在学校的这些大学生应该说是都是有利的。

那是一个很矛盾的时代,我们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那个年代信奉唯物主义哲学,但在那个时代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有神的,我们的神就是毛主席。可能同学们非常难以理解这一点,中国是孔夫子之后就进入了一个无神的时代,我们想生儿子了就去拜一拜送子观音,头痛就去拜一个管头痛的菩萨,脚疼就去拜那个管脚疼的菩萨。我们生活的很多年来也没有所谓神的现象。那恰恰是毛泽东时代,他是唯一的神。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别的偶像可以崇拜,没有邓丽君,没有刘德华,也没有什么你们看的九把刀还是七把刀。反正是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一个神就是毛主席。我们生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可能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大概都是这个甚至比我都还小的这个年龄,但是基本上六十年代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心中有神,是有信仰的。

这个信仰使我们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后,借用雷锋的一句名言说,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去”,全面地学习。那个时候各种新的思潮也来了,我们湖南大学当时也办了国际外贸专业,有经济类的专业了。我当时住在麓山南路的那个六舍,最大的好处是离当时的师院很近。师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比湖大多的一样是什么呢?美女。当然我们湖大现在女生也很多了,也很优秀了。但是那个时候湖大是一个纯粹的工科学校,我们想看美女都得跑到师院才行。因为师大有中文系嘛,还有外语系嘛。我们湖大那个时候又土又木,道路和桥梁专业。我们那个时候有光头班,就是我们机械铸造专业的、土木系公路专业的班级,全班一个女生都没有。你说不往师大跑往哪里去呢?所以,我当时留校工作的时候我甚至还开玩笑,比如说我们团委讨论问题,要如何避免学生闹学潮、游行,我就跟我们当时的团委书记李红老师讲:“李老师啊,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多组织和什么卫校啊、师院的班级搞联谊活动,让我们的男同学都把他们的女同学找到手。然后他肯定不去游行了。凡是去闹事的男同学肯定是没女朋友的。”那时候我们李红老师还是很保守的,说:“你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鼓吹性解放。”所以现在有老师看到我还要讲我,你那个时候就要鼓吹什么什么。

毕业找工作,没有市场给我们的另一种压力。所以那时候校园里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刊物,各种各样的校园诗人。当时留校接我的班的,团委宣传部部长就是当时著名的校园诗人,后来开创了新乡土诗派,这个诗人叫江堤。他在岳麓书院工作,他写岳麓书院的书《千年庭院》是写的最好的。他是81级经济机械系的才子,毕业之后留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是老师,我们《湖大青年》一起配合我的学生就是肖春源,后来设了土木院的奖学金。肖春源当时也是一位诗人,当时我们开玩笑给他封了一个外号,叫“光棍派诗人”。同学们,这个派别分的,我们江堤是“新乡土诗”,肖春源是个什么“光棍派”。为什么是“光棍派”呢?因为我们这个肖春源老师写诗第一句总是“啊,姑娘,美丽的姑娘”。然后再往下写,也就是他每首诗都会把姑娘放在前面,这只能是一个光棍的呐喊。

所以说,八十年代是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所以《湖大青年》从开始创办,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第一就是我们讲的岳麓山这样一种多元的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二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种朝气蓬勃。

最近我们在商量《湖大青年》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样来看我们要搞一年了。为什么呢?我这样说,我84年主持湖大团委的工作,就开始搞团训那些事情,就开始谋划《湖大青年》。但是《湖大青年》真正的创刊号是85年的。所以要到2015年才能把这个纪念活动搞完。另外,现在的启动活动相当于是启动了湖大青年的序幕,要按1985年正式创刊这个不得了。这个现在也有文物为证,所以我们就不好争了,我们只能当皇太极,不能当太祖了。

那么这一次我们开始启动纪念《湖大青年》三十周年,我听说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很成功的快闪活动,但是今天很遗憾没有把那个视频带过来。所以我们三十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始终保持我们岳麓文化的开放的多元的格局,始终保持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积极进取的青春活力。

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最后我自己想了三个词总结,一个词叫“归来”,第二个叫“致青春”,第三个词叫“湖大青年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