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原出版局长周贤朴先生找到我,要我为他的大作《从黄泥街到定王台——阳光下的坎坷路》写序,我很犹豫,我对出版发行并不熟悉,这本书讲的是长沙民营书报刊发行三十年走过的历程。结果是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书老板们希望你来写。” 作为曾经领导长沙书市管理的官员,作为主持从黄泥街到定王台书市搬迁的官员,书商们没有抱怨敌对情绪,还希望我来见证他们的坎坷路,让我很感动。我从1985年到1999年都在长沙为官,除了三年当区长,有12年在宣传部,先是副部长,后是常委宣传部长。按我们的体制,图书工作归口宣传部,因此与书市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黄泥街书市的热心读者和管理责任者,这双重身份,让我颇费思量。借这个机会,说说那个年代的一些事儿。

我从小爱书,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尽量搞好与图书管和书店的关系。在北大,我帮图书馆干活儿,赢得了读那些书库里的书的机会,可以躲在图书馆角落,一藏就是一天;在西藏昌都工作五年,我跟书店的经理混的很熟,有新书到货,她总是先告诉我;调回长沙后,每个书店我都有认识人。一进书店看书就挪不开步,从站着到蹲着到坐着,常常忘了其他事儿。那时长沙的出版业和书市很有意思,风云变幻、跌宕起伏。雷颐先生在《出版湘军四悍将与禁书往事》讲到几本书,《丑陋的中国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第二性》等等,我都是先睹为快。

近代湖湘兴盛,图书出版、书业书市举国瞩目。湖湘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共和思潮和共产思潮,无不推动图书出版业大发展。历史埋下的种子,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之下,蓬勃生长起来。黄泥街书市兴起,我很高兴,这里的书种类多,出的快,服务好,还可以买到一些别处难以看到的书,有些书极为珍贵。我经常买书,还推荐送人。在那个不平常的夏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一口气从黄泥街买了三百多块钱的书,果然,没过几天书市一片肃杀。

小小的一个黄泥街,全国闻名,毁誉参半,中央领导关注,当地领导关心。我喜欢黄泥街,又要整治黄泥街,人常常在矛盾中。作为民营企业为主的第二出版发行渠道,确实有不法书商在利益驱动下铤而走险,唯利是图,色情、低俗和政治上不容许的出版物层出不穷。各级领导压力很大,社会各界呼声很高,一时间黄泥街成了过街老鼠。这本书里写到一个细节,因为黄泥街的问题,副省长唐之享带我们相关人员到北京去,被中央领导“谈话”,其实是挨一顿臭骂,十几个人灰头土脸回到长沙。怎么办?既要繁荣、又要有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保险的办法就是把它搞死,一了百了。实际上领导层中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少。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出一本书不容易,禁一本书不费吹灰之力;培育一个书市不容易,摧毁一个书市,几天就可以搞定。如果仅仅考虑乌纱帽,宁左勿右,简单的不得了,但是于心不忍,与读书人的心不忍;与改革开放的潮流相悖,与大多数书商的要求不符。我想起了老市委书记与我的一席谈话。

1985年初,我35岁,被任命为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刚上任就到麓山宾馆参加整党,担任市委整党办宣教组长,一天晚上在房间熬夜写东西,一个老头儿来到我房间,我一问才知道是市委书记邹乃山,他问我,你到市里工作,对市委有什么要求,我说宣传部是打棍子的地方,你能不能不叫打棍子。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吧,如果上级叫我打棍子的时候,我也会叫你打,但是打到人身上有多重我就不管了,好不好。他这一句话,我们成了忘年交。原来反右时他就被人打了棍子,后来还是被人打了棍子。管黄泥街的候,我心里有数,我按政策办,喊是喊、管是管,有情有理,不存私心,不说过头话,不搞一棍子打死,特别是不伤人,不伤人心。我持这种态度,得到市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慢慢摸索规律,在为书商服务的同时,严格管理他们的行为,在繁荣书市的时候,抓好管理硬件软件建设,把书市从繁杂简陋的黄泥街,迁到了当时设施较为完善的定王台。长沙书市避免了当时武汉武圣路书市关门大吉的命运。这是我心中欣慰的一件事。当时长沙的娱乐市场,也按此思路管理,折腾较少,发展比较顺利。

这一段经历我是与周贤朴一起度过的。周贤普也是个有争议的人,认真、负责、倔强,对领导都不会笑,从不说恭维话。可是他爱书,体谅书商,常常帮书商说话,书商们都拥护他。他为长沙书市从黄泥街到定王台,做了大贡献。为事为人,我跟他有过争执,也狠狠地批评过他,但我始终十分敬重和喜欢他,没有几员战将,能做什么大事啊。可以说没有他,没有他把广大书商团结在周围,就没有黄泥街的顺利搬迁,也没有黄泥街到定王台,长沙书市坎坷而又倔强的成长之路。他退休后,还写书认真总结长沙民营书报刊发行业的30年,证明我没看错他。阳光下的坎坷路,这个名字起的好,我们曾经一起走过,以此为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