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庠:论“阐旧邦以辅新命”

(文/三楚书院 周祖庠)冯友兰先生,作为一个终身从事哲学研究的著名大家,可以说他一生中最喜欢并以其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就是这两句话: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作为1981年后自己撰写的一幅对联,冯先生将其书写挂在墙上,“以为我的座右铭”,并且在《三松堂自序》及《中国哲学史新编·后记》等文中都多次提到过它,可见冯先生对它的珍视程度了。

“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的方面,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 ①也就是说,它反映了冯先生一生的追求,前者是事业上的追求,后者是思想上的追求。

冯先生的这两种追求不可谓不高矣,特别是思想上的追求。这两种追求,长期地把先生置于追求“进步”、追求“革新”甚至是追求“革命”的立场上,促使自己不断地“与时共进”。

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作为一个学人,冯先生这一目标,虽然也曾使他一生在事业上比较顺利(至少没有像其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学人一样,遭遇巨大厄运),有时还能走红。但正是这种追求,最终也决定了冯先生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更用不着说能在思想上达到“极高明”的境界,而成为所谓的“继孔子、朱熹后的第三代圣人”了;实际上,他的一生也证明了,他只能是在“极高明”之下彳亍。

“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目标,决定了冯先生的哲学活动将永远扮演的是一个“辅新命”的角色,这一方面当然使他的事业能受到现实政治的青睐,这是其高明之处;但这“高明之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学者在政治上的选择 ——“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不可能真正造就思想上、学术上的“极高明”;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这“极高明” 的学术目标,还可能导致学术上的“致命之处”。因为从理论上说,在民国蒋统治时期,它可以“辅新命”;在三十年毛的极“左”时期,它也可以“辅新命”;在新的“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它照样可以“辅新命”。为了“辅”不同的“新命”,冯先生必然要随时随地地调整自己对旧邦、对新命的阐释,这里面,当然有可能许多不是发自冯先生内心的——冯先生一生的个人历史及其学术历史,都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些。这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些使人伤感的东西。

“新命”一词,是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真、善、美的东西。同时,一个“辅”字,也决定了冯先生在“道统”、“学统”上不可能真正独立,而只能成为一种附庸,只能是对“政统”的图解。这个“辅”字,虽然体现了冯先生的“谦虚”、甚至是“舍己从人”的自我献身的精神,不再会引起“政统”的敌视,但也可窥见冯先生仍缺乏先哲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的大无畏担当精神,不能明确学术之崇高伟大使命,将道统、学统一概置于“政统”之下——这也许是冯先生晚年乃心有余悸的结果。

在“政统”和“道统”之外,人们提出了“学统”这个概念,以便跟“政统”、“道统”三分秋色,开辟第三条路。虽然“学统”概念的提出,按理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它能使我们对这些不同事物的了解、研究、阐述更加深入、细致。但要使“学统”跟“政统”、“道统”三分秋色,这恐怕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我们的观点是,“学统”是取决于“政统”或“道统”的,它虽然和“政统”、“道统”有区别,但是,它不能独立于二者之外。不同的学统,不是受到不同“政统”的影响,就是受到不同“道统”的影响。

清乾隆年間,姚鼐將國學分為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后来曾国藩又增加一条“经济(世)之学”,赢得了“政统”的赏识,当然有不少人认为它也体现了“道统”。一百多年来,人们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来的。但事实上,“经世致用”早就包括在“义理”之中,它就是“学统”的体现。几千来来的“经学”、“玄学”、“理学”、“心学”都是从这个角度上着眼的。冯先生的“阐旧邦以辅新命”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且是三千年前的一种古老说法。

清末民初,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了:“凡其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学问“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③

七十年后的冯先生并没有接受这种说法,他不是不了解这种说法,而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血液、骨髓之中。

政统与道统不是一回事已不待言,它们是具有根本区别而又有联系的两件事物。它们的重点是完全不同的:政统着眼于现实,或能亦兼顾将来;道统则注重将来,而可不计现在。

政统与道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虽它们有时也会交叉,有时也可能重合,但总是偶尔的、暂时的。政统的车列,总的来说,将远远落后于道统的车头。这就决定了,哲人将永远是孤独的、寂寞的。因此,要作一个哲人,特别要作一个“极高明”的哲人,首先就要有耐得住寂寞的思想准备,耐不住寂寞,如易中天之辈,是成不了哲人的,最多是个政统的呐喊者,或学统的修正主义者。

高明的政统,是既能看到现在,又能看到将来的;其次,则是能看到现在,却看不到将来的;最糟糕的就是,既看不到将来,也看不到现在。而高明的政统,又往往是不容易作到的,只需要看一看中华七千年的文明史,就会明白这一点。

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在政统“礼坏乐崩”的情况下,提倡“克己复礼”,希望能回到周公行政的“小康社会”理想中去,结果是四处奔波十数载,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对政统失去信心,回到家中,从事教育和学术来阐述道统。但却因此远离了政统,完成了自己“内圣外王”的转变,成为后代顶礼膜拜的“素王”。虽然直到去逝,他恐怕也未见得明白“政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既不能以道统来衡量政统,也不能以政统来要求道统,当然也就不能用道统来图解政统了。“学术与一时风气不必求适合” (章学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还应与当时的政统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独立。

冯友兰先生解放前,由于在哲学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赢得最高当局的重视与重用。客观地说,这不是冯先生以道统去靠近政统、迎合政统,而是一种偶合,当然它还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但随着旧政权的垮台与新政权的建立,政统的变化,使冯先生一度受到冷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奇怪的事。

按理说,这客观上给冯先生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能安定下来,冷静地对自己的学术进行总结,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层次。可叹冯先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一下子就迅速地决定了转变自己的立场,“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以“辅新命”。这使人们包括最高当局也觉得不合逻辑,要他“总以采取老实的态度为宜。”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冯先生善变,因为这是冯先生“辅新命”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

冯先生的态度,与受到当局重视并准备委以重任的陈寅恪先生的立场相比较来说,当然是很鲜明的了。

这原因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这类的话,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与时共进”等等,虽然都是很好的话,但如果缺乏具体的是非鉴别水平,要掌握好却是相当不容易的,稍不慎就会掉进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泥潭中去,造成“抽象正确,具体错误”的结果。

而在这“辅新命” 思想的指导下,即便是“阐旧邦”,也会成为问题,因为它可以使我们为了“辅新命”,而不惜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以“阐旧邦”,这就是“曲学阿世”,冯先生就曾滑入过这样的境地;如今,这样的学人还少吗?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要提倡学术独立,提倡无功利之心的纯学术。当然,从长远的观点严格地说,任何学术都是离不开政统的,不可能独立的;任何学术都是有功利的,不可能没有功利的。但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真正的学术,它是着眼于人类未来、世界未来的;真正的学术,它是造福于人类未来的、世界未来的。所以我们提倡纯学术,就是不要掺杂其它乱七八糟的眼前的世俗利益的东西而影响我们对学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有了真学术,高明的政统、普施的功利就在其中了,因为这就是学术的终极目标。这目标的实现,是赖于学术本身的成果,而不是搞学术的人的人为的附加。

学术能否真正独立,这就是冯先生留给我们的教训。学术不能真正独立,这就是冯先生的悲剧所在。否则的话,冯先生不至于白白浪费五十年至少是三十年的宝贵学术生命,给自己光辉的历史上留下许多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从而会作出更辉煌的贡献,真正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

梁启超先生提倡学术独立,标志着学统观念的正式建立。此后,王国维先生、特别是陈寅恪先生等均以自己的立场,甚至于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学统、捍卫了道统,也是捍卫了政统,因为高明的三统它们互相之间从根本上说,不是互相矛盾、相互拆台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今天的学人,应该吸取历史上的教训,沿着先哲开辟的这一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而不要像眼下许多学者一样,为了一时名和利,在葬送着自己的学术前途。这样作,虽然其间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造成很多世俗利益的丧失,但这只是暂时的,浮云散后将是满天阳光。

1999年12月 阅《中国现代哲学史》后于重庆万州吊岩坪

2010年2月2日 修改于南京龙王山之北

注:

①冯友兰《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

②《张载集·近思录拾遗》中华书局 1978年。

③均引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东方出版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