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儒家宪政与西方宪政对话

对话嘉宾:

杜钢建(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湖南省法律顾问)

林炎平(加籍华人企业家,加拿大McGill大学博士)

主持:蒋海松(湖大法学院教师)

时间:2013年5月18日(周六)下午2:30-5:00 

地点:湖南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

 

蒋海松(主持人):近期“中国梦”成为朝野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我们中国梦首先应该是宪政梦,法治梦,人权梦。今天以宪政之名,我们相会在这里。我们法学院前面的路是牌楼路,800多年前宋代思想家朱熹从这里走向岳麓书院,与山长张栻会讲,开创不同学派交流的先河。但那主要还是中国思想内部的对话,而今天会讲视野更广阔,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将在此展开理性对话。

杜钢建老师曾经用“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来形容儒家思想跟现代宪政的相会,而今天台上,两种宪政的研究者在此相会,相信会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一、基本观点介绍

林炎平:宪政和公民VS明君和良民

1、政府的选择

始自青铜时代,人类文明就面临着一种选择:到底是“宪政和公民”,还是“明君和臣民”?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由和权利的阐述是现代国家立国的根基。而这种理念早在公元前431年希腊伯里克利的讲演就已经被提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他在这里面谈到了几个概念,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自由。

2、中华民族的文化缺陷

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得到重视,不仅如此还刻意被回避。严复有言:“自由为历代圣贤所恐惧,从来没有成为教导国人的理念。”至于平等,严复认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的“爱”有很多,有“仁爱”、“关爱”、“热爱”、“溺爱”“宠爱”……但真正的“博爱”概念在中国这些“爱”里并不存在。

中华民族由于自由和平等基因的缺失导致我们的宪政制度无从建立,也导致我们公民人格的缺失。唯见臣民,而无公民。

3、人类社会的划分

人类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神本主义社会、官本主义社会、人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社会的特点在于:神本主义社会以耶路撒冷和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宗教的联姻,宗教法庭即源于此。官本主义以中国和古波斯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道德的联姻,“人治”或“以德治国”即源于此。人本主义社会以古希腊和后来的西方社会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科学的联姻,民主宪政即源于此。

4、宪政的特质

宪政必须满足三个特质:

1、人。宪政必须以人为价值核心;

2、自由和平等。宪政必须以自由为幸福的标准,并且以平等来保障他人的自由。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从无为自由而战,只是用一种压迫来替代另一种压迫;

3、以人为本。就是以每个个人的权利为本。以民为本只存在于官本主义社会,这不过是一种欺骗性的道德说教,其实质是不平等的官民对立。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做着“明君—清官—武侠”梦。

官本主义社会的结局必定是这样:技术越发达,统治越野蛮;社会越富有,人格越低下;疆域越广袤,人民越受限;国家越强大,个人越弱小。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人格和社会缺陷。罗素如是概括中国人的缺陷:冷漠、怯懦、贪婪。

5、自由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

一个奴才的产生必是经过长期训练,北朝鲜和我国文革就是最近的例子,我们并没有远离那个时代。在古希腊,自由是永恒的主题。而中国战争频繁,却没有一次战争是为了自由。以中国神话尧、舜为例,我们渴望被贤君主宰,最大的理想是丰衣足食。我们一代一代只是“以食为天”,这和“猪”这种动物的理想又有什么区别?

6、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秘密

图腾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秘密,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向往,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在对待代表恶的“龙”这种凶兽时,我们的民族饰之以祥云,这意味着粉饰与乞怜。古希腊的艺术中,表现的却是战士与龙战斗的画面。艺术也是一个时代的秘密。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以蒙娜丽莎为例,其中彰显的就是人的价值,以人为本。反观同为我国艺术瑰宝的清明上河图,里面只见人们,而个人在其中是微不足道的。

杜钢建:儒家仁学宪政主义

1、儒家宪政:贤人政治

对宪政的考察应该有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宪政不只有西方一种模式,中国古代圣贤的治国理政思想为世界治理思想贡献了更丰富的资源。

国家的不同治理时期有不同的政体结构形式。亚里士多德将国家形式分为三种:君主制,共和制与贵族制(贤人制)。此外还有相应的三类蜕变的政体是:僭主制,平民制,寡头制。

在古代,各国普遍采用君主制。而儒家政治的逻辑结构在于,由于社会的分工,国家运行不可能由全体人民决策,社会管理职能最终只能由少数人负责。至于民主制所倡之全民治理,在现代几乎不可能,至多是贤人政治和间接民主的结合。

儒家宪政的理念就在于,既然社会无法摆脱少数人治理大多数人的逻辑结构,必须妥善安排治理结构,解决治理人员的选拔和晋升问题。同时,国家权力的运行从上至下,应当如何保障个人的权利,维护人的尊严。

2、宪法在中国历史上自古存在

我将古代圣贤的治理思想概括为儒家宪政,但这并非是孔子以来才有的,而是古代中国一直的追求,儒家宪政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在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就讨论了人类社会共同体如何治理的问题。相对于《黄帝内经》,我称其为“黄帝外经”,探讨了人类政治社会、共同体如何进行管理。这个渊源一直延续下来。周灭商,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也就是宪法意义上的根本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这部宪纲对中国后世尤其是三省六部制的开创影响甚大,更是古代朝鲜立国的根基。

中国第一部宪典是《周礼》(又称《周官》),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其理念是:“天佑我民”、“因民生君”,体现了民本思想。所谓“保民”,就是要尊重人的尊严。春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宪法就是管仲为齐国制定的宪法,其基本理念就是要求政府各级官员要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之后成文宪法在中国一直延续,比如明朝洪武年间的《宪纲》三十四条。但是,这段历史已经被当今的学界遗忘。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并非是美国宪法,在东方世界的典型代表就是日本圣德太子所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其主要内容基本拷贝自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也包括管仲的宪法。

儒家宪政的历史表明,宪政是中华文明一贯的理想追求。儒家宪政也为华夏治理贡献了不可或缺的思想,保障了政权的稳定性。对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印第安人部落的考察,显示民主制度并非是美国唯一的治理形式。印第安部落有着自己的统治系统,包括立法、司法系统,依然维持着良好的统治秩序。如果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是如今人想象的那般没有约束,也没有民众的支持,华夏统治秩序根本就不可能达几百年、几千年之久。

一个国家必有宪法,必有不可触犯的原则,必须满足国民的尊严和基本要求。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显示了宪法惯例和法律习惯的重要性。《黄帝四经》开篇就讲:“道生法,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要遵守法律,更讲“宪古”,要效法古代的良好统治形式、统治原则,不得以政府官员的意志取代国民意志。在中国文化史上,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并不矛盾。

3、古代中国存在司宪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最早并不源自美国。在韩国古代就存在司宪官,其职责就是要执行和落实宪法。而韩国的司宪制度是在唐朝年间自中国龙朔年间引入。中国的御史制度在唐朝被改为司宪官制度。《周官》中也强调了司宪的重要性。好的宪法制度必须存在司宪,司宪是宪法从文本走向现实的必由之路。

4、落实宪政依靠国民的人格觉醒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独立之人格一直为儒家所倡导,其集大成者乃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我在此基础上上,提出了“新仁学”思想体系,可详见《新仁学——儒家思想与人权宪政》一书。我将儒家宪政分为四个理论,即:仁道、恕道、义道和政道。

仁道即人权主义,所谓“仁者爱人”,强调人的人格尊严、人的本体意义,讲人权、自由;

恕道即宽容主义,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宪政正是要将孤立的个人组成共同体,个人享有自由又不破坏公德,那么共同的标准,就是忠恕之道;

义道即抵抗主义,对不义之政的不服从,可以表现为公民的政治自由,通过“行其义也”,既可以为政府行为划定标准,也可以使公民采取非暴力的手段行使抵抗权,这体现了国民的人格觉醒;

政道即宪政主义,讲求的是“为政以德”,限制政府的权力来保障个人的自由人权,通过司宪制度对政府的违宪行为予以纠正。

儒家宪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弘扬,从思想文化体系到政策法律制度都在湖湘文化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5、湖湘文化与古代宪政

湖湘是中国古代宪政的一个重要基地,如黄帝封子少昊(青阳氏)于今茶陵云阳山。此考据意义重大。古少昊国以湖南为核心,现代许多姓氏源自少昊。根据《山海经》,少昊的后代后来移民美洲建立了少昊国。《左传》等典籍描述了少昊之国的官制,五种职责与后来的官名对应,说明少昊的政权有完备的政治制度。我这次在美国考察发现,湖南人可能是印第安人的祖先之一。少昊文化是印第安文化的源头之一。印第安人许多生活习惯及劳动工具都可能是沿袭古代湖南的,如印第安人捕鱼用的竹篓至今仍和湖南人的捕鱼竹篓一模一样。

总之,要打破西方对宪政的垄断,对宪政的考察应该有更广阔的历史背景。

 

二、辩论:中西宪政差别

林炎平:

1、白马非马,此宪政非彼宪政

古人有所谓“白马非马”之辩,套用一句,儒家宪政就不是宪政。过于强调定语,其修饰的主语就会出现问题。过于强调儒家,宪政就不再是宪政。比如某某特色道路,过于强调特色,很多实质就发生了改变。

2、中国的传统道德不能自洽

传统道德强调“仁义礼智信”,现实却是统治者的暴虐;强调“温良恭俭让”,同胞之间却大打出手,血流成河。

为何传统文化形不成宪政?因为我们的传统缺乏自由和平等的基因,而缺少了这二者,宪政无从谈起。民本主义实质上是官本主义的一种说教,用来欺骗被统治者。民本主义的实质是官民对立,是“官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在一个人人平等的“人本主义社会”,根本无需有官民之分。

在一个不能以平等为原则的社会里,“仁者爱人”也不过会蜕变为施舍的爱,对人的爱与对宠物的爱没有区别。

“天地君亲师”中的“天地”不过是前缀,而“亲师”也不过是点缀,其真正要强调的是“君”,是对权力的推崇。传统道德有太多对权力的粉饰,其实质不过是奴才之歌。“人民”这个词在整体上是无意义的,只有尊重每个个体,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才能彰显“人”的价值。只有引进自由和平等的概念,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弊病才有可能被医治。真正的宪政,必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

杜钢建:为何要强调“儒家”宪政?

中国古代宪政思想的代表人物多为儒者。儒家历来强调入世,追求“仁爱”的普世价值,思考何为良好的治理结构。中国古代并非不讲自由的价值,严复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早在唐朝,自由已成为民间的重要价值追求,有诗为证:“欲采苹花不自由”(柳宗元),“马思自由悲”(韩愈)。可见自由这一概念是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价值观念。

林先生说中国古代有各种爱,但是没有博爱,但其实博爱这一概念也一直为中国传统思想所倡导,如墨家思想。儒家对博爱思想做了深刻的阐释——爱天下之人。韩愈《原道》更是提出“博爱之谓仁”。

自由和博爱思想在西方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古希腊有很多学派反对自由、博爱,而主张奴隶制。比如柏拉图就根据人的天赋来说明人的不平等,把人分为金、银、铁、铜的等级。

但是,中西思想也有着融合之处,如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芝诺的泛天下主义和儒家思想有着契合之处,即反对国家主义,倡导世界公民,这也是与当今国际秩序相吻合的。儒家宪政思想并非是一定要给宪政贴上儒家的标签,但是中国近代百年来的反儒历史,儒家传统的许多基本价值已经被遗忘,因此需要强调儒家和宪政的结合,弘扬延续千年的宏阔的儒者气象和独立的儒者人格。儒家人格的觉醒也是现代人格的觉醒。

 

三、中西宪政汇通

林炎平:现代文明的特质

我敬重孟子的一句话:“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句话具有某种普世的意义。康德则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说“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心中越是感到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我相信,既然同为人类,我们都会分享某些共同的价值。我认为现代文明有以下几点特质:四大公理——批判精神、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人本主义;两大定理——科学和民主;一个原理——公民。宪政自然也是自然法则。我相信杜老师对宪政孜孜不倦的追求,这应该被所有人欣赏。

究竟是儒家宪政还是宪政儒家?究竟是在儒家的框架下实现宪政,还是在宪政的框架内发展儒家?台湾宪政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台湾的儒家保存得比我们好,宪政更是超过我们。这或许也是出路之一。也许儒家不能带领我们走向宪政,但我们可以带领儒家走向宪政。我跟杜老师,西方宪政与中国宪政或许也是殊途同归吧。

杜钢建:中西方宪政文化的融合——自然法与“道”

1、自然法思想

儒家历来强调普世价值,不以某学派、某国家、某地域为限,而是强调“天下大同”。从《礼记》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甚至《联合国宪章》中的基本思想在《大同书》中已经具备。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天道”思想,也就是自然法思想,主张国家的人为法必须符合“天道”。古希腊的自由、平等观念源于自然法,也就是源于“道”。“天道”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重视人民。古希腊的宪法文化也可以看出对人(people)的价值的重视。人本固然重要,民本也不可抛弃。国家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官”与“民”,以及二者的关系。中西文化同样强调对自然法原则的遵循,以“天”为法。

2、宪法文本与司宪制度

无宪法不成宪政,中西方皆有宪法,儒家宪政模式乃亚里士多德主张的三种模式的合一,以君主为代表,结合间接民主制度的贤人政治。而司宪制度是使宪法从文本走向现实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中西宪政汇通之处。台湾的宪政实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韩国的民主宪政模式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积淀,其渊源就是“箕子朝鲜”所代表的儒家宪政文化。

3、为何要强调儒家?

因为中国近百年的“反儒”国策,破坏了中国的文化,导致当代中国人背祖忘宗,遗忘了儒家中的许多普世价值。在中国谈论宪政,就必须实现国家治理哲学的根本转变,回归儒家的传统文化价值。

中国宪政制度的真正建立,必须依靠宪法原则的确立,并建立良好的司宪制度,规范政府行为,保障人民真正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

 

四、当下公民社会建设及宪政出路

林炎平:宪政的出路在于对人的尊重和对权力的制约

中国改革的成就与问题并存,归根结底可以视为法律问题。我们不是没有宪法,而是没有司宪,宪政就成为空谈。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没有执行。当代中国必须强调权力分立。

古希腊有许多限制权力的措施,以防止独裁,例如雅典的“陶片放逐法”。公元前580年的梭伦改革使雅典人免于成为另一个雅典人的奴隶,维护了城邦制度。

古希腊的戏剧艺术也体现了对人之价值的尊重。比如悲剧,悲剧是什么?尼采说“悲剧是在死亡面前执着生活下去的勇气和由此获得的无穷乐趣。”悲剧是从来不信也不为赚取眼泪,而是拷问自己的内心。把理性置于道义的两难,把道义置于理性的两难,其中体现的就是对人之价值、对存在意义的思考。

要实行宪政,我们就必须具备批判精神,在中国实现司宪制度,使宪法落到实处。在价值观上,必须引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最重要的就是政治自由,表达自由。

我们应当对中国的改革保持警惕。改革成就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以外,最主要的在于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引入,但是随着边际效益的逐渐缩小,我们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实施宪政,保证对权力的约束,从根本上建立这样的政治理念: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政府权力必须用来谋求人民的幸福,这是政府的义务,而不是恩赐。

要实行宪政,我们就必须保持思辩精神,要追寻问题的本质。制度源自何处并不重要,正如是不是必须考量儒家与宪政的结合。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宪政制度来帮助人们追求幸福。追求宪政,必须着眼于现实,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科学与民主,这才是中国宪政的未来。

杜钢建:未来宪政的建设必须从古代汲取营养

“实事求是”是对的,但对古代的历史也应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故乡在湖南)。要尊重古代存在宪政思想这一事实。民主历来为儒家所倡导,讲求“国人皆曰”。“国人皆曰”的本质意味着古代中国的政治并非独夫之治,国家的重大决策,君王必须征询国民的意见,类似我们现在的全民公决。虽然有所弱化,但中国历史上君臣的关系基本上保持了“帝师—王友—君臣”的路线,士大夫阶层对王权保持着制约。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必须以史为鉴,学习古人智慧,总结过去方能走向未来。

中国古人有着很高的成就,今人不可小觑了古人智慧,在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这本书中,证明了郑和船队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并第一次进行了环球航行。这从侧面反映了在儒家治理下当时中国的国力之强。儒家思想,尤其是不畏强权的儒家文化人格,代表了我们开拓未来所必须的人格觉醒。

 

五、自由对话

林炎平:据我所知,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这本书的考证不足为据。

真正的爱国精神,不是把过去没有的东西编出来让今人爱。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我自己也是这样。但不是今人为古人粉饰,而是以今天的行动来改良社会,让明天值得我们爱。

中国人喜欢把所有东西认祖归宗到中国。比如一个关于大象的笑话中,面对一头大象,法国人写大象的爱情,德国人写大象的思维,俄罗斯人喜欢吹嘘俄罗斯的大象是最强大的,美国人则考虑如何尽快繁殖增加利润。这个故事本没有说中国人,后来我来加了一句“大象的故乡在中国。”但其实你觉得大象有用,直接搬用就是了,管它是不是中国的呢? 

杜钢建:我们爱国,但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儒家非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天下主义,表现为一种世界精神和天下责任。康有为《大同书》讲的是世界主义,而他的弟子梁启超却将爱国主义拔到最高的高度,这是有问题的。最近我给商务出版的《梁启超宪法思想》作序就反思了他这一点。学者的天职在于追求真理,而不自我设限。自进入人类文明以来,人的自然属性就被社会属性所规制,而学者所思考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使这种规制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符合人的尊严。从现实层面上来讲,在我国推动行政改革,自由和平等是中国未来宪政所必备的要素。同时,一个社会真正重要的因素是人的价值,如何维护人权,如何实现人的价值,那就要靠每个人的努力和自我修养、进步。总结传统文化,四个字,即“学以成人。”

六、提问及回答(略)

七、结束

蒋海松(主持人)

今天台上交锋激烈,林老师批驳儒家宪政“白马非马”,杜老师回敬林老师“不敢苟同”,场下听众提问踊跃,甚至听众直接发生激烈辩论,这种文化的多元、思想的辩论正是对话所需要的,这也符合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更符合现代宪政宽容、自由的精神。虽然宪政之于当下还只是一个“中国梦”,暂时还不是现实,但是相信如儒家的孔子所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或者像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结尾所说“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与智慧”。让我们一起为宪政而奋斗!谢谢大家!

(王振炎、柳惠整理,蒋海松 统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