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老子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错解,自韩非以后两千多年来,一直在贻误社会。由于后人对于既往权威的迷信,似是而非的观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长此以来,陈腐老调积非成是,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阻碍了为学者对于真理的发现。

笔者通过对该句的重新解读,对韩非的谬误进行了深入剖析,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盲从轻信的弊端。以此案例为“镜鉴”,提醒学术研究要反对因循、杜绝平庸,在独立思考、务实求真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小常识、大道理、墨守成规、以道治国、文化软实力

 

《道德经》是道家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它构成了整个道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千百年来,注疏《道德经》者不乏其人。真知灼见有之,谬解误读有之。泥沙俱下,不一而足。

众所周知,在解读先贤的著作时,后人理解古人的思想,当力求忠实于古人的原意,切不可歪曲古人的真实意思。然而,后世学者因为个人认识的偏差,误读古人的真实本义、主观臆断的现象时常发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既往权威的名人效应,后来学人因袭墨守、不敢稍稍怀疑,更进一步扩大了错误观念的流传。

本文仅举一例,来说明以上现象,谨供当今学界作为参考。

一、蔽于一曲的守旧之见 

《道德经》第60章首句:“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这句名言,乃是中国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对于这句话,古往今来比较一致的理解是:

老子告诫执政者,治理国家要遵从社会发展规律,政策法令要有连续性,不能朝令夕改、胡乱折腾,否则国家就会出乱子。

据文献考证,这种释义的最早来源乃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韩非子·解老》篇云:“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1]

韩非子之后千百年来,因为对他作为战国时代一位重要思想家权威性的认同,故后人对他的解释基本上是不加质疑地无条件接收。如下为证:

《淮南子·齐俗训》说:“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咸酸而已。’”[2]

玄学家王弼则注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3]

注释家范应元说“烹小鲜”本作“亨小鳞”,并注:“小鳞,小鱼也。治大国譬如亨小鳞。夫亨小鳞者不可扰,扰之则鱼烂。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盖天下神器不可为也。”[4]

历代帝王更是因循守旧,多作如此注解。

唐玄宗注:“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伤人,挠则鱼烂矣……此喻说也。小鲜,小鱼也,言烹小鲜不可挠,挠则鱼溃,喻理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乱,皆须用道,所以成功尔。”

宋徽宗注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

明太祖、清世祖亦多注如此。[5]

当代注解《道德经》者,对于“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句,多数沿袭韩非的观点。兹仅举两例:

任继愈先生也持如此旧说。

治理大国,要象煎小鱼那样(不要常常扰动它)。[6]

何新的《老子新解》,依然如此。

治理大国,好像煎小鱼。[7]

二、一叶障目不得老子真意

后人对古人意指的合理性判断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综合各种要素,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夹逼出最合理的结论。这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生活经验,构字方法,语法修辞,上下文语境,作者本人的思想观念等等。

显然,如果仅仅从烹煮小鱼的角度来看,韩非所论确实很有道理。韩非所描述的事实是成立的:用水炖小鱼的时候,确实不能胡乱搅和,那样小鱼会变成碎块,把鱼汤弄混浊。

韩非的注解貌似符合生活常识,但是实际上却曲解了老子的本意。单就“治大国若烹小鲜”来言,老子字面上所要表达的意思并没有这么复杂。同时,老子意欲在深层上所要阐述的政治原理并不如韩非臆测得那么简单。

从生活常识、语言文字内在逻辑、韩李各自的政治理念等诸方面来审视,韩非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解读都甚有缺陷。

理论来源于现实生活,亲身实践乃能验证理论正确与否。

“治大国若烹小鲜”常常被人肤浅地理解为“治理国家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要老是改来改去”,这么做就会像“煮小鱼翻来搅去导致烂掉”一样把事情搞坏。事实上,这是不够深入了解实际生活所发表的片面见解。

生活中烹调小鱼有四种主要方法:水煮、汽蒸、火烤、油煎。

第一,水煮。用水来煮小鱼,只需要加入足够的水,掌握火候,注意用大火后烧开后,再用小火来慢炖,并且不断观察锅里的情况,并不涉及搅拌问题。但是,观察和调整是必须的。

第二,汽蒸。如同水煮,是不涉及搅拌的。但是,厨师需要把水加足而且掌握火候。

第三,火烤。正如烤制任何肉类一样,烤鱼当然需要来回翻腾,使鱼均匀受热,避免局部焦糊或夹生。

第四,油煎。今人通常的做法是先给鱼裹上一层面糊,然后在油锅里频频用铁铲翻动,均匀加热直到熟透。

考虑到老子生活的时代,油煎的方法未必出现,水煮、汽蒸和火烤当是普遍的烹饪工艺。综合四种烹饪小鱼的方法,无不需要烹饪者按照正确的方法精心去做,并没有丝毫放任不管、消极“无为”的意味。

不妨退一步讲,姑且假定如韩非所说,老子在用“烹小鱼”之道启示“治大国”之道,“烹小鲜”是指用水煮小鱼,那么,煮鱼之法何止单单一条,除了已知的“煮鱼不可乱搅和”,还有几条同等重要的原则:

其一,因为鱼肉质地松软,所以要想不把鱼煮烂,就要囫囵下锅。《河上公章句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8]

其二,小鱼的烹调适用于煮肉的普遍要求:武火烧开锅,文火慢慢煨。

其三,烹调小鱼要小心翼翼,要随时观察,掌握火候,一是防备夹生,鱼不熟;二是防备过火,将鱼煮烂掉,而是要“中庸之道”,恰到好处。

其四,烹煮小鱼,油盐酱醋等调料要恰到好处,添加不能过头,也不能缺少。

以上四条水煮小鱼的要领,每一条都不可或缺,仅仅强调“不胡乱搅和”还远远不够。韩非注解的片面性、独断性愈发显著。他夸大了本来不必特别强调的烹鱼禁忌(几乎没有神智正常的人在水煮小鱼的时候会多此一举胡乱搅动),全然不顾其他更为关键的烹鱼要领,更不可能真正领悟老子政治思想的精髓。

此外,因为鱼肉本身松嫩易碎,不管是烹煮较大的鱼还是烹煮较小的鱼,都是不能胡乱搅和的,即“烹大鲜”和“烹小鲜”都一样,老子何不干脆讲“治大国若烹鲜”或“治国若烹鲜”,而是偏偏强调“小鲜”呢?

下面我们从文献本身来进一步分析。

首先,从古文字学来考证,“鲜”并非单指“鱼”。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北人喜吃羊,南人喜食鱼,二者皆是美味,故而古人造“鲜”字用会意之法,鱼、羊合体就是“鲜”。[9]

这样,“鲜”字从其本意来说似乎理解为羊肉、鱼肉这类美味的总称更合适一些。同时,“鲜”可以引申为新宰杀的鸟兽肉。如下一例:

《左传·宣公十二年》: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荥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10]

这段话的译文如下:

晋国的魏锜请求做公族大夫,没有达到目的,因而发怒,想发坏使晋军失败。他请求单车挑战,没有得到允许;请求出使,被允许了。魏锜于是就去到楚军中,请战以后而回国。楚国的潘党追赶他,到达荥泽。魏锜看到六只麋鹿,就射死一只,回车献给潘党,说:“您有军务在身,打猎的人恐怕不能供给新鲜的野兽吧?谨以此奉献给您的随从人员。”潘党下令不再追赶魏锜。

以上举例,可见在古代汉语中,“鲜”与“鱼”是有较大区别的。

其次,从修辞学上来讲,老子用“治大国”这种严肃的国家大事和“烹小鲜”这种平凡的日常小事作对比,以此来说明“以道莅天下”就会“化难为易”的深刻原理。而且,这正是治理国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此句中的“大”和“小”,则明显是对文,并非实指“大的国”和“小的鲜”,而是以“国之大”对比“鲜之小”。

再次,我们需要从上下文的语境来分析老子的意思,从前后语气的一致性来寻找正确答案。准确把握句意的关键在于,“治大国若烹小鲜”后边紧跟的文字乃是“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如果统治者遵循天道来治理国家,则邪灵鬼祟就不会嚣张作乱。只有这样理解,“治大国若烹小鲜”才可同下句“以道莅天下”作紧密衔接,因为两句话均以“道”为中心。这样,老子将议论的重点转移至“以道治国”,为本句与下文建立了内在的论证逻辑。

于国瑚在《老子发微》中对韩非的解读进行了质疑:

孤立地来读第一句,韩非这个解释和推理,还是可以的,而且还紧密地联系了老子的基本思想——“无为而治”。但是,它与后文毫不相关,失去了比喻的意义。老子的话是在作比喻。[11]

最后,老子曾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第70章)老子认为治理国家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只须如下文所说的“以道莅天下”即可。这个“道”又是指什么?当然是“天道”。“天道”大于“人道”,“人道”要服从“天道”。

当代学者杨润根对“治大国如烹小鲜”做出了十分罕见的正确解读:

“鲜:美味,美味的食物。它的本意也许是鱼肉和羊肉这类食品的总称。”[12]

“对于理解人类存在及生活的道德本原和道德本质的圣人来说,治理一个大国将犹如加工一盘美味的小菜一样轻而易举,得心应手。”[13]

三、韩非一己之误贻害后世

“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治国者制定政策与法律要慎重,政策与法律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这样才能让百姓有所遵从。

从上文的分析中,“治大国如烹小鲜”事实上并无这一层含义。韩非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做出如此解释,借助道家之说为法家思想张目,实质是“以老子注韩非”之举。

作为一代圣人的老子不会仅仅拘泥于小常识,而回避对于更本质、更高层的治国大道的思考与探究。在这里,韩非的注解在照顾到“无为而治”的同时,也曲解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本意。

我们知道,天下没有不变的政策与法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变革乃是天下的通例。韩非自己也是主张变法的,他在《五蠹》中说:“世异则事异”[14],“事异则备变”[15],“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16]。时代不同了,社会的事务就会发生改变;社会事务变化了,采取的措施也需要随之改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7]社会之所以需要对原有的政策法律有所变革,必有其当下的、现实的原因:

一是形势变了,原有的政策不足以起到管理社会的功能,必须有新内容加以补充。近年来,酒后驾车随着私家汽车激增,频繁导致恶性交通事故,由此中国政府适时出台了酒驾、醉驾相关法律,以保障公共安全。

一是原本有效的政策,有人试图找到更好的办法,结果却发现改错了,需要调整回来。变革常常是必要的,但是实施变革的具体步骤未必是先验正确的。变革就可能犯错误,改错了就要及时纠正回来。况且,改错了政策,修正得稍微慢了都会产生严重的危害。

现实生活中一例“拖欠教师工资”问题的迟迟不得解决,便能佐证韩非这一谬见的社会危害。

在90年代中后期,我国各地农村普遍存在拖欠教师工资现象,而且一直持续了四五年。拖欠教师工资成为当时各媒体频频登载的资讯,而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原本各地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是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后来,本项政策作了调整,教师工资改由乡级财政发放。变革后的新政策没有考虑到各个乡镇财政收入的差异,于是乎财政状况较差的乡镇就出现了对教师工资的拖欠。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对不合实际的财政政策进行及时纠正,致使数年间拖欠教师工资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其实,所谓“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办法却非常简单,就是把下放到乡镇的教师工资支付重新收归县级财政,即把变革错误了的政策再改正回来。最后,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因为等待纠正的过程太长,农村广大中小学教师终究还是承受了长达数年的苦痛。

如果人们迷信韩非的谬见,错误地认为政策应该为了稳定而稳定,像烹小鱼一样不乱搅和,那么治国者就会消极懈怠,导致改错了的政策得不到迅速、及时、高效的纠正,从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政策和法律应当保持稳定则保持稳定,需要变革则变革,改错了的及时纠正,没有改到位的继续改下去。决策者需要时时观察形势的变化,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方针政策。

总之,变革的根本原则乃是“实事求是,因势制变”,不能为了变革而变革,也不能为了稳定而稳定,更不能忌医讳病、贪慕虚荣不肯纠正错误。

四、以道治国举重若轻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敢于将治国大事比作小菜一碟,透露着一股豪迈的气势,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信。“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第70章)老子的自信又是从何而来?

老子的自信基于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独特思考。举重若轻治理国家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以道治国”。这个“道”不是指“人道”而是指的“天道”。化难为易,其前提乃是严格遵照天道原则治理国家。“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39章)

老子政治理念的一个显著特色乃是效法自然,这与儒家重视礼仪教化、法家强调权谋法律截然不同。而且,老子认为“以道治国”是一切其他治国方略的基础,没有对天道的敬畏和遵守,其他一切便无从谈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38章)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第70章)老子具体的治国之道又有哪些呢?通观《道德经》,老子的治国思想不仅有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导原则,而且非常注重从价值观念上对人民进行精神引导。据笔者总结,老子最主要的治国理念有如下几点。

1、社会和谐的平衡法则

从《道德经》全篇来看老子的政治思想,老子反对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

老子认为,“天道”原则是“均衡、协同、和谐”发展,而人的私心贪欲必然最终导致两极分化。“天道”和“人道”存在巨大的差别。“人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赢家通吃,财富和资源向强势阶层过分集中;“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追求和谐,实现资源共享,达到一个平衡的理想状态。因此,在经济生活层面,老子首推平衡法则,因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道德经》第77章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75章又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天之正道崇尚平衡法则,平衡乃是天道的最高标准。

“平衡”之道,不妨“近取诸身”——作为天地造化产物,人体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天道),悖逆天道则整个机体必然走向毁灭。健康的人体通过自身调节达到均衡和谐。人体是一个整体,每一部分都重要。从头发到脚趾、从眼球到盲肠、从口腔到肛门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够获得必要的养料和关怀,不会因人主观上的情感好恶而违背平衡原则。人体必须遵循这个生命组织秩序,违反了这一秩序,人体就会发生严重的病变。

人体细胞受到致癌病毒的干扰,过度自我繁殖、扩张,疯狂地掠夺营养资源,不顾其它细胞死活,导致肌体组织结构失序,于是人体的健康受到破坏,整个生命走向毁灭——癌细胞连同其它正常的细胞同归于尽。这就是疯狂“自为”——过度自私和“自我中心主义”对生命整体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

这是自然法则(天道)在人体上的一种具体表现。

同样,国家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各个阶级同样需要保持利益的均衡。否则,“社会和谐”只是一句空谈。天下人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管理经济乃是治理国家的首要责任。社会资源合理均衡的分配,正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

2、人天不悖的适度原理

“以道治国”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治人事天,莫若啬”(第59章),在社会经济生活层面,老子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是“保障必要经济,节制过度经济”。老子反对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俭朴”和“节约”对于消解人类活动和自然生态的矛盾大有借鉴意义。“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29章)这一条既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更是人与自然和谐不悖的前提。“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44章)

老子的“适度经济”思想,对于消除人类面临的几大危机同样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按照现在美国等国家的高消费模式去衡量,十个地球资源都远远不够70亿地球人过上富足水准的生活。

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迷恋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其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是人类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导致惨烈的战争,要么是大自然对人类贪得无厌的疯狂举动进行无情地报复。“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46章)

3、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

“欲动天下,先动其心”,正确价值观念的确立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君不见理念对于一个社会巨大的引导作用么?中国历史上男人们异化的审美观念,居然令千百年间、数以亿计的汉族女人饱受缠足之苦,落下小脚畸形的终生残疾。

早在两千多年前,先贤圣哲们就已经意识到价值观念对于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毫无例外,老子也高度重视价值观念的树立,以此引导人们的社会生活。《道德经》中不乏谆谆告诫: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第12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3章)“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

“实其腹,弱其志”老子不反对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足,他认为社会应该优先发展“必要经济”,让人民衣食饱暖。但是,他深知“消费主义”的危害,认识到人类无限度的物质贪欲是导致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因此需要“弱其志”——减少人们的各种贪欲妄想。这就需要当政者为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标准,“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

“衣食足而后知廉耻”,这是使一般群众遵守道德规范的必要条件。但是,它还远远不是充分条件。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与道德危机交相辉映,“为富不仁”、“富而无耻”的社会现象比比皆是,“衣食足未必知廉耻”倒是社会常态。基于以上事实,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引导作用更加凸现出来。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背离天道,鼓吹美国物质主义(American Materialism)的一套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竭力刺激人们的欲望需求,不断向人们鼓吹消费至上的理念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他们用富豪排名来为全球标榜人生的价值尺度,用声色犬马的流行文化来引导人类浮华的偶像崇拜,铺张为荣,奢靡成风。人的本性中天生就有贪欲无厌的倾向,倘不加以疏导就会贻害万端,更何况去刻意加以强力刺激和煽动呢?这种狂妄的做法,只能给全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殊不知老子在两千年前就对治国者发出了警告: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第53章)

如上,老子政治思想中又一大闪光点便赫然在目:在保障必要经济基础上,以正确的价值观念为引导,则是“治国平天下”关键之所在。

4、“道莅天下”的社会实践

《道德经》是一部富含“政治营养”的思想著作,而且,老子的治国理念已经在国外开花结果。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需要从古代圣贤那里汲取智慧。

当今世界,推崇老子思想并且将老子“治国之道”成功运用于社会实践的当非德国莫属。

1919年,德国诗人克拉邦德(Klabund)写了一篇《听着,德国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二次大战前德国流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战后转换成了老子的《道德经》。在德国,老子的《道德经》已经先后被104人译成德文,但孔子的《论语》只有十几个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老子在德国比孔子更有名,影响也更大。[18]

当代德国的福利制度实现了社会各阶层和谐,通过国家管理中枢——政府的力量来平衡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达到了社会和谐均衡的理想状态。德国中产阶级愿意让渡部分经济利益,以换取社会安宁的整体利益。正因为国内社会和谐,德国富人鲜有经济移民现象,这个国家拥有巨大的凝聚力。这一切都和德国人热爱老子的思想有关。

德意志人民崇道尚德,我们却恰恰相反,抛弃了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

中国背离了老子的天道精神,一方面社会两极分化,一方面价值观陷入误区,穷奢极欲良知迷失。我们餐饮吃剩的饭菜世界第一,粮食浪费严重;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的奢侈品消费却高居世界首位。相反,“治人事天,莫若啬”,德国人崇尚俭朴,吃剩饭菜,必须打包。德国人认为,钱是个人的,资源是国家的。个人浪费资源就会导致其他社会成员面临生存危险,故而对浪费现象坚决禁止,犯禁者必被重罚。

我们迷恋达尔文主义的竞争理念,导致了现实生活中丛林法则盛行,结果是道德败坏,贪腐盛行,社会极端事件频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反对繁文缛节,认为如果没有大道的确立,单纯强调技术则是舍本取末。治国的基本理念错了,即便有何等精细的法律法规,也难免东奔西突,疲于奔命。尽管法律越来越繁琐,但是犯罪率不断上升,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社会现状。屠童,摔婴,刺医,灭亲、弑师,街头乱砍无辜,恐怖爆炸事件。弱势阶层中的生存失望者,仇恨社会,丧心病狂,铤而走险,偏行极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4章)

当代中国的政治理念亟需回归“以道治国”的正确轨道上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不搞平均主义,社会才富有活力;反对两极分化,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德国各个社会阶层间也存在差别,不是绝对平均主义,但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都过得去。德国人不把占有巨大的社会财富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于是,在这个国家,即便相对弱势的群体也活得有自己的尊严。广大人民既有基本生活保障,又享有必要的社会尊重,这个国家哪里还有不和谐的道理?

五、结束语

韩非(约前280—前233年)与老子(约前580年—前500年后)相隔几百年,对老子的著作产生误读是很正常的。韩非的注释,字面上把老子的意思复杂化了,而在义理层面上丢掉了老子重要的治国思想,得其小者而遗其大端。历代以来沿袭韩非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陈腐解说,用小常识来取代老子文字背后更高层次的真理,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因袭陈腐,墨守成规乃学术研究的弊病。如果为学者浅尝辄止,就会放弃进一步的探究,从而与真理无缘一会。研究古代文献的意义乃是从中吸收古人的智慧,为当下的生活服务,这就需要我们对古人思想进行正确解读。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等地考察时强调: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正能量。中国人政治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基础,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积淀下来的强大的文化自信。笔者认为,对经典的正确解读,是发掘其微言大义、汲取正能量、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首要前提。

大到治国平天下,小至修身齐家,古代经典中的智慧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参照系。事实上,诸如《道德经》之类的传世经典,因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往往被人们奉为指导生活的圭臬。与之相应,误读古代经典也能带来负面影响,观念的错误可以引起严重的现实后果。因此,为学者不可不慎重戒惧。

参考文献

【1】本篇中《道德经》引文依据《老子道德经注》(王弼 注,楼宇烈 校释),并在圆括弧中标明章目;作者在文献资料上参阅了何玉国《“治大国若烹小鲜”献疑与三释》,特此致谢。

【2】《韩非子校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5页。

【3】马明:《诸子集成》,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83页。

【4】(魏)王弼 注,楼宇烈 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页。

【5】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4-第225页。

【6】刘韶军,《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老子〉御批点评》,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年,第370页-第372页。

【7】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4页。

【8】何新:《老子新解》,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9】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4页-第225页。

【10】钱穆:“北方陆地,人喜食羊。南方多水,人喜食鱼。合此羊字鱼字,成一鲜字。然鱼与羊,人所共嗜,未能餐餐皆备,于是鲜字又引申为鲜少义。”《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03页。

【11】李宗侗 注译,楼宇烈 校释,《春秋左传今注今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503-504页。

【12】于国瑚,《老子发微》,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13】杨润根,《发现老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14】同上,第281页。

【15】【16】【17】《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64页。

【18】同上,第661-662页

【19】《英文版老子<道德经>曾风靡欧洲》,《环球时报》,2007年3月22日第13版。

 

2013年12月

 

 


[1]《韩非子校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95页。

[2]马明:《诸子集成》,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83页。

[3](魏)王弼注,楼宇烈 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第162页。

[4]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4-第225页。

[5]刘韶军,《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老子〉御批点评》,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年,第370页-第372页。

[6]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4页。

[7]何新:《老子新解》,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8]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4页-第225页。

[9]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北方陆地,人喜食羊。南方多水,人喜食鱼。合此羊字鱼字,成一鲜字。然鱼与羊,人所共嗜,未能餐餐皆备,于是鲜字又引申为鲜少义。”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03页。

[10]李宗侗注译,楼宇烈 校释,《春秋左传今注今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503-504页。

[11]于国瑚,《老子发微》,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12]杨润根,《发现老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13]同上书,第281页。

[14]《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64页。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书,第661-662页。

[18]《英文版老子<道德经>曾风靡欧洲》,《环球时报》,2007年3月22日第13版。